【《独立宣言》250年｜三位学者谈政治话语的流动、重塑与裂变】

1776年7月4日，第二届大陆会议正式通过《独立宣言》，宣告北美十三州脱离英国统治。二百五十年后的今天，我们该如何重新理解这份奠基文本，以及它所释放的自由、主权与自然权利话语？

值此历史节点，《上海书评》邀请上海师范大学蔡萌、国际关系学院何芊、复旦大学薛冰清三位学者，围绕各自新著展开对谈，从跨大西洋思想传播、殖民地爱国观念演变、后革命时代话语博弈三重维度，剖析美式自由的双重源流，以及美国革命为何难以真正“终结”。

🔹 何芊指出，北美殖民地人的“爱国”本是由效忠、自由、公共精神、美德、主权等共同构成的“概念组合”。从《印花税法》危机中的“效忠困境”，到“共同事业”口号风行，再到独立战争爆发——新旧爱国观的转换并非自由简单战胜效忠，而是效忠从核心退向边缘、自由与独立共同支撑起美利坚爱国主义的最初形态。这一过程带有“自下而上”言说与行动反复交错的底色。

🔹 薛冰清以跨国史视野呈现：美国革命其实是一场跨大西洋运动。英美激进派共享一套以权利和自由为核心的政治话语，通过书信、小册子、商品流通构成传播网络。颇具反讽的是，推动帝国分裂的互动，恰恰以帝国本身作为物质基础与技术保障——帝国既是抨击对象，也是交流平台，还是孕育独立思想的土壤。

🔹 蔡萌的《革命之后》则回答“革命为何无法终结”：以自然权利为核心的激进话语，并未随战争结束而退场。废奴派、拥奴派、劳工、州权主义者纷纷援引这套开放、模糊而极具道德感召力的“公共话语”，各自表述、彼此打架。自然权利本质上是一种“弱者政治学”，它擅长“破”而拙于“立”。正因如此，美国革命不仅是历史事件，更是持续被阐释、被争夺、被重塑的政治文化议题。

尤为巧合的是——2026年7月4日，亦是约翰·亚当斯与托马斯·杰斐逊逝世两百周年纪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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