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在澳洲的高中学弟转来《澎湃·上海书评》最近对西方古典学权威（“西方”修饰“古典学”）、复旦大学历史系张巍教授的一篇访谈。我读后深有感触，做了摘录，建议每一位爱文科的朋友都读读：

“很多人一开始进入某个学术领域，是带着一种青年人特有的理想主义的，希望通过读书、研究、写作，去接近某种真理。但当他们真正接受严格的学术训练，逐步适应学术规范之后，反而会由于整个学术体制的规训而理想破灭。

“我经常设想一个场景：如果现在的学术体制发生了一定松动，比如说对论文发表数量不再强制要求了、对科研成果的产出不再量化考核了，怨声载道的青年学者们会怎么做？他们是不是就会燃起极大的热情去深入研习古典呢？我是持怀疑态度的。有了时间和自由，他也未必会去读书、思考，可能只是把更多的时间用在刷手机上。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简单地把问题全部归结于制度的压迫，认为只要革除这个制度，就会自然而然地达到理想状态。

“古典精神能否被激活，不完全取决于外在制度的严苛或宽松，更取决于一个人内心是否还有那种不可遏制的追求。在任何时代、任何体制之下，总会有一些人，他们哪怕要付出代价、要忍受冷遇，也还是会去追求自己所相信的东西。他们会读书、会思考，会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去实践他们所想要的精神生活。恰恰是这些人，让古典精神得以延续。我们除了追问和反思制度存在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叩问我们自己的内心：你对古典精神究竟有多热爱？

“我当时去读古典学，出发点其实很简单：我想从原文来阅读经典。我学古希腊语和拉丁语，只是想真正地亲近那些伟大的作品。这是我最初的愿望。

到了美国以后，我很快接触到现代古典学的专业训练体系。这个体系当然也有它的价值，我也接受了它，但与此同时，我产生了强烈的反思。最主要的问题有两点。第一点是，这个体系其实让你和经典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你和文本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直接地阅读、对话和感受，相反，你的所有时间几乎都用在熟悉他人的研究上——几十、上百位学者对相关文本的分析、研究，你都要一一掌握。第二点是，你必须学习一套“时髦”的理论工具，然后用这些理论去强行解读文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你的研究显得“前沿”、与“国际学界接轨”。我当时一边在学这些东西，一边心里响起了一个非常清晰的声音：“这不是我当初想要的。”［……］另外，在美国念博士的最后阶段，很多同学之间讨论的主题不再是古典本身，而是“怎么建立学术网络”“怎么找工作”。这当然是现实，谋生也是必须的。但如果你满脑子只有这些东西，却完全忘了自己为什么要读古典，我觉得是很可悲的。

“我想起苏格拉底那句名言：“未经反省的人生不值得一过。”我读古典，不是为了掌握多少条注释，也不是为了在某个理论谱系中占一个位置，而是想靠近文本所蕴含的精神——像柏拉图的对话录，不是死的文本，其中包含的，是一个活生生的叫苏格拉底的人，以及他代表的生活方式。我对“古典精神”的理解就是：持续不断地直接与古人对话、持续不断地追问和思考。我始终在努力避免陷入一种“技术化”的学术规训之中，永远不能忘记自己为何而学、为何而写、为何而生。

“不过，我在复旦的教学中也观察到一种情况：有些学生非常热衷于语言的学习，他们会先后学习十几门语言，拉丁语、古希腊语只是其中两门。如果他们的志向是成为语言学家、特别是从事历史语言学研究的学者，这当然是值得鼓励的。但如果他们只对语言本身感兴趣，却对语言所承载的文化缺乏热情，在我看来，这样的学习就有点无的放矢了。

“我在复旦教书的这些年，发现本科生当中还是有不少同学是真正对古典精神感兴趣的。也许正是因为年轻，怀抱着理想，和我当年一样。这是非常宝贵的。我想给他们的建议是：不要太早进入学术研究的思维方式，尤其是在本科阶段。

“尽量学习古典语言。古希腊语和拉丁语的美，只能通过原文体会到，就像我们读《史记》的原文，才能真正感受到古汉语的风韵。古典语言的韵律和词语的微妙变化，是无法完全通过翻译传达的。现在学习语言的渠道比以前多了，真心感兴趣的人，完全可以通过正规或非正规的方式自学。

“我个人也非常敬佩那些在学院体制之外进行翻译工作的业余爱好者。他们往往出于热爱，去一点一点琢磨那些难懂的原典。他们做的工作，很多时候反而是体制内的学者不愿做、也做不了的。这是因为，一方面，翻译不被纳入现有的学术考核体系，另一方面，很多学者已经深陷于自己那一方小小的天地之中难以抽身。

“正因如此，对学院外的业余爱好者，我不仅抱有敬意，还寄予很大希望。英文里的“amateur”来自法语，意思是“热爱者”。业余爱好者恰恰是因为热爱才来学习和研究古典的。至于那些把古典当成职业的学者，还有几个真正热爱古希腊罗马？我对此深表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