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丹宣布其罗马尼亚语诗人身份“死于1923年，时年二十四岁”，这是一个极其震撼的哲学宣言，远非文学趣味的转移。

对原生礼法的最终裁决： 此前我们分析，原生罗马尼亚的“礼法”系统因反犹主义已对他关闭。方丹的回应不是哀怨，而是通过宣告那个用此语言创作的“自我”的死亡，来对那个不公的礼法系统进行缺席的、终极的审判。“礼法”不承认我，我便让那个由你定义的“我”彻底死去。 这是一种将否定性内化为存在论决断的极致形态。

新“文”以载新“道”： 他此后所有重要工作——哲学、批评、电影、诗歌——皆用法语完成。这不仅仅是工具转换，而是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重生”。他通过完全习得并掌握一种新的“文”（法语及其所承载的智识传统），来承载和表达他作为一个思想者的“道”。他不再是一个罗马尼亚的流亡者，而是一个正在成型中的“法兰西思想共和国”的积极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