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了柴的新一期節目，震撼於她完全理解後期張愛玲⋯⋯我始終堅信張愛玲只有被放在近代思想史的譜系裡才能夠得到公正的考察和理解，因為她是思考時代、而非僅僅是反映時代的寫作者。同時柴還看見了張愛玲身上巨大的象徵意義：智性上兼是東西方文化以及在晚清以來發生在其間的交流最合法的繼承人，同時又具身了唯一能夠使得差異之間的一種流動變得可能的那種féminité，以及對每一個當下即時的感受和判斷——然而注定無從返鄉，只能流離在母語之外。易經和小團圓裡反覆出現童年的義憤與復仇的渴盼，及長至成年，發現在戰爭裡和在生死的邊界下，仍然是素色的，灰黯的庸常，報仇和報恩都絕望。人們，以一種康德式的立場，當然可以批評她的寫作不進取，但做出這種批評的前提是至少能夠辨認：如同她早年的散文《餘燼錄》的標題所示意的那樣，她筆調裡的冷是連餘燼都寂滅的那種冷法，她的灰心是一個被傷過了心的人的「死灰吹不起」，而她對中國的思想世界，或者更堂皇地說，中國文化，面對「畢竟比海獅高強」的同胞，也像她說愛情，「百轉千回，完全幻滅了也還有什麼東西在」。一個無可為的哈姆雷特，且是東方的，女性的。這也是我們與現代性的關係：曾經離繼承就差那麼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