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已经不是趋利执法，这是以人身自由为质物的敲诈勒索，只不过执行者穿着警服。
而这一切，被他们自己的监控设备完整记录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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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违法成本只是免职，当追赃款已经进了财政局账户，当法院可以用内部研究无限期拖延，这套游戏的规则就对所有潜在的捕捞者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收益极高，风险极低，而且没有个人需要为企业的毁灭和公民自由的丧失承担不可逆的代价。

如果邵阳县法院最终判决郑帅无罪，那已经转入财政局的6480万元，由谁负责退还？是尹向锋个人，还是邵阳县人民政府？如果这笔钱已经被花掉了，退还的资金从哪里来？这个问题的答案，比尹向锋是否被判刑，更能说明“远洋捕捞”在这个体制中究竟被定义为什么性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