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钟睒睒先生在央视《对话》节目中的发言，引发了很大的讨论，我也和大家分享几点看法。钟睒睒先生作为一位资深的企业家，长期以来我都非常尊重他。他在节目中大胆表达自己的观点，这点非常难能可贵。钟睒睒先生的发言，最大问题是混淆了“数字化”和“中间商”。

总结来看，他有三个观点十分突出。第一，他认为平台企业本质上就是中间商，这类中间商依靠技术手段极大挤压了生产者的利润，长此以往，不利于高质量生产。第二，他认为平台企业作为中间商，直接推动了中国市场的价格战，行业竞相压价内卷，这是十分不利的。第三，他提出平台的算法既不公平也不公开，需要接受监督与监管，推动算法公开。

对于这三点，我不同意他的第一个和第二个观点；第三个观点我表示赞同，但我所认可的解决办法，和他提出的方案可能并不相同。

为什么这么说？首先我认为，钟睒睒先生或许没有意识到信息革命催生出来的平台所具备的重大意义。平台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大幅弥合了消费者和生产商之间的信息差。

工业革命以来，生产领域的效率提升十分迅速。但在平台出现之前，分配、零售、批发这些流通环节的效率非常低下。举个例子，一件普通日用品，如果出厂价是一块钱，经过层层批发、零售流转，到消费者手上可能就要卖到五到六块钱，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究其根源，就是信息差：消费者需要什么，生产者并不知道，不知道要不要生产、怎么生产、以什么形式生产，也不清楚商品应当投放到什么地点、如何配送到消费者手中。

平台极大提升了这一块的效率，可以以很高的效率，把消费者需要的产品，从生产端推送到消费者手里。这本质上是一场革命。展望未来，很多平台很可能会进一步整合生产者，因为平台离消费者最近，最了解消费者，知道消费者会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愿意以什么样的价格购买产品。

这是一场巨大的技术革命，我们应当拥抱它、支持它，它给消费者带来了莫大的福利，而不应当一味批判。这种效率的提高，最终是能够促进生产的。它可以让生产更有的放矢。而且尤其重要的是，这样一场平台革命，实际上也能够让很多小众消费者的需求得到满足。

举个例子，我自己非常喜欢音响产品。过去我有一些特殊需求，比如想要放在桌面上的高品质音响，这类小众需求以前是很难得到满足的。而现在有了平台，这些分散的小体量需求，可以被平台汇集起来，交由生产商进行生产。这类产品的价格会比普通音响高出不少，但作为消费者，我愿意为此付费，毕竟我最清楚自己的需求。小众需求由此得以落地实现，这本身就是在推动实体经济发展。所以，我们不能把平台和实体经济的发展对立起来。

第二，价格战不能简单归咎于平台的介入。价格战的本质，是企业在生产侧的整合程度不足。举例来说，我们国内现在有上百家整车制造企业，这并不是一种稳定的产业状态，只是发展的过渡阶段。随着市场经济走向成熟，经过市场竞争，行业必然会走向整合。

另外，价格战还有一层本质原因：当前中国经济还没有充分释放潜在增长速度，整体呈现出需求偏弱、供过于求的格局。等到宏观经济调整到位，总供给与总需求实现相对平衡、互相适配之后，价格战的现象就会有所缓和。

再看钟睒睒先生提出的第三个观点：平台会利用算法霸权、信息霸权，滋生一定的垄断倾向。比如针对部分对价格不敏感的消费者实施加价，这类现象确实客观存在。这类问题，必须依靠更完善的市场监管与法律制度加以约束。

而目前现实情况是，负责监管平台的机构，在专业知识、信息获取能力上，远远落后于平台自身。这就涉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的范畴：政府必须具备充足的能力与动力，来监管平台的发展，而我们在这一方面的制度建设尚有不足。

监管平台的政府部门，应当建立更合理的激励机制，促使其更好地对消费者负责、对平台经济健康发展负责。要站在这个角度看待问题，才能够建设性地推动平台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