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王朝版的《为什么国家会失败》，翻完了。宋代是19世纪前中国唯一的“税收国家”，2/3的岁入来自间接税（商税、消费税、专卖收入）。这意味着政府的财政收入与市场的繁荣程度深度绑定，宋廷有足够动力鼓励贸易、维护水运基础设施、保证货币供应，即可以从流动的财富中分到更多的钱，从极度发达的长途贸易和城市消费中“抽成”。

11世纪的宋代经历了由市场驱动的“斯密型增长”，达到了前工业化时代的繁荣顶峰；而明初朱元璋实行的“管制经济”政策导致了中国经济的大倒退。明朝的“榨取型”体系在短期内显示出极高的动员效率（能动员数百万人修筑长城和都城，或维持庞大的军屯、郑和下西洋），但它极大牺牲了民间自由和生产积极性。但这种效率是建立在剥夺平民权利基础上的。明初税收比例的高企，是一个强大的专制政权在一个衰弱的经济体上进行过度索取的产物。它标志着中国从宋代的“税收国家”倒退回了“贡赋国家”。

生活水平腰斩。明初（1400年）的人均实际收入仅为12世纪初宋代水平的一半。

对照读我之前强烈推荐过的那本新书，《Two Paths》也认为1000年前后的宋代是黄金时代，“大分流”实际上是一场“大逆转”（Great Reversal）：欧洲在1000年后开始缓慢起步并最终在18世纪爆发，而中国在宋代之后陷入了长期的停滞或缓慢衰退。

接下去，核心区别出现了，刘光临认为明初的倒退主要是财政政策和政权性质的突变，莫基尔等人认为“大分流”的出现不能只怪明朝……时势比人强啊。是中国在社会组织和文化基因上走上了一条“追求稳定而非创新”的道路，大一统的政治结构和科举制度通过正反馈循环。这种路径差异导致欧洲形成了竞争性的政治碎片化，让创新者有逃避审查的空间；而中国则走向了大一统的官僚垄断，教育被科举（儒家经典）锁死，无法产生像欧洲那样的自然科学突破。

这基本是从“大分流”到“为什么会失败”以来的共识了。刘光临教授的书优点在梳理数据，量化研究了宋朝和明朝的根本财政区别，但仍不能解释工业革命前夜的突变与分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