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读书笔记（第67本）：于溯《中古时期的历史文献与知识传播》（三）

第9章《宣传：建国史与中古文学的开端》，对鲁迅提出的“文学自觉”说展开反思。近几十年来，这样的反思始终不绝，本章选取的角度很独特，就是将汉末曹魏时期的部分文学创作定义为“宣传文学”。作者提出：“正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分裂时期，文学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开发为一种宣传工具，中古文学也正是随着宣传功能的开发而发展的。”（第178页）“中古时期正是宣传文学的重要时刻。在此之前，尽管文学已经参与了‘润色鸿业’，但它尚未在纷争世局中充当过利器。建安以后，文学就不止于润色已有的鸿业，它还参与者开创鸿业，这个新角色的获得，也让文学有了新面貌。”（第180页）

例如，曹操不止一次在诗中提到周公，有的诗主题本离周公很远，还是要强拉周公进来，就显得有些造作。但如果从宣传学的角度审视此现象，那么重复性正是宣传的特征——正是要通过对宣传符号的反复推送、不断灌输，才能产生宣传的效果。对于曹操来讲，酒宴是其完成宣传的重要场所，乐府是其重点依赖的宣传工具。《短歌行》当然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不过本章对《蒿里行》的阐发很有新意。我最近看到网上流传叶嘉莹先生一位女弟子的讲座视频，对《薤露行》《蒿里行》等作品做出生动传情的阐发，只不过阐发路数仍停留在感通个体人情人性的层面上，便于激发大时代背景下的个人悲悯，却未必贴近曹操的政治意图。于老师将《蒿里行》定性为军宣诗赋，认为汉末军阀林立，时局瞬息万变，各路诸侯尚无精力在歌功颂德上大费周章，比起歌颂，他们更需要的是自我宣传。应此需求而诞生的军宣文学，就要完成占据正义、鼓舞士气、拉拢中立、许诺和平等任务。正因如此，实战描写比此前更少，基本是点到军威为止，倘若迷恋暴力美学，反而是对宣传效果的损伤。而《蒿里行》就是优秀的宣传案例。此诗针对袁绍集团而作，因此连袁术僭号称帝，都被表述为袁绍之弟的行为，即“淮南弟称号”；又将袁绍本人“刻玺于北方”的恶行与“白骨露于野”“生民百遗一”联系在一起，这样再结以“念之断人肠”，敌我双方很自然地被置于罪恶与正义两极，吊民伐罪的意思就出来了。尤其巧妙的是，此诗中，曹操反袁的正当性丝毫没有被袁曹曾经合作过的历史削减，因为诗句告诉人们，袁绍是后来才堕落的，即所谓“势力使人争”。可以想见，曹操提供的这种认识视角，将随着这首乐府诗的传播而左右时人对他的看法。

从宣传与文学的关系来看，于老师进一步指出：“宣传对文学的推进是有限的，因为作者总会尽量利用受众熟悉的旧有形式创作，如果不敷使用，则或旧瓶新酒，或移花接木，并不会像文学内在理路所引发的革命那样，使文学面貌一时焕然。”（第188页）不过，于老师所看重的“推进”主要是对新文学形态的发明，而非对旧文学形态的焕新，典型的例子就是样板戏，虽然没有推动新形式，但也从根本上改造了旧形式，其改造的力度也许并不停留于“旧瓶装新酒”，至少比“新瓶装旧酒”的创新性还要更大一些。

本书除11个主体章之外，还要两篇附录，第二篇尤其有趣，题为《PPP：中古王朝史编纂的组织模式》，这样一个标题，颇有种“一本正经搞事情”的感觉，这可能是南大学者专属的幽默感吧。所谓PPP，就是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也就是公私互济的合作模式。于老师将此概念用于中古时期的修史活动中，指国家将修史工程委托给“一家”来完成，而“一家”又通过完成国家工程实现自己的“一家之言”。

我们知道，中古时期，私人修史十分盛行。但细察后也会发现，私修史的作者们，很多都有在著作局或秘阁工作的经历，这些工作有权限取阅皇家藏书和存档，对于修史积累原始资料大有助益。其实，汉唐间的史书，很难精确地用官修史、私修史去区分，因为太多作品都兼具官私要素。私人史家对朝廷最大的帮助，是提供了有志于修撰良史的人才；朝廷则为私人史家提供了史料资源与后勤保障。私人修史，总免不了将史书当成一家之子书去作，在史撰中彰显史家个人的历史思想和价值观，并非只是整齐故事而已。这种传统始于司马谈、司马迁，《史记》呈现了司马氏父子的“一家之言”，同时也利用了太史公这一官职的种种便利。

在这种PPP模式下，只要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不犯错误，秉笔者在小节上尚拥有相对自由。但一家之史和官修史制度的根本目标并不一致。追求一家之言的史家，更偏好没有人做过的事情，以及在自己手里可以杀青的课题。不同史家之间也容易构成竞争关系，缺少彼此合作。这是这一模式的一大弊端。

通观本书，能发现于老师对于文献学研究的可能性有着诸多突破性尝试。除了以上重点介绍的章节外，还有一些章节能体现这一意图。例如《消失的碑林：〈桥玄庙碑〉与东汉乡里石刻景观》，并不停留于石刻文献的文字信息，而是希望复原蔡邕所作《桥玄庙碑》在东汉碑林中的展示环境，强调碑刻的强展示性特征，比较观看与阅读的差异。这种对文献学研究疆域的不懈探索，展现了新时代青年学者的锐气与活力。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