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34岁老牌王牌特工向组织提特殊要求，要组织给自己安排成家娶妻，还定下苛刻规矩：能生养、带有小孩、文盲的妇女。
​房子租在弄堂里，隔壁住着卖菜的、拉黄包车的，都是普通老百姓。涂作潮每天早出晚归，背个木匠工具箱，邻居问起，就说在洋行里做维修。张小梅话不多，早晨挎着篮子上菜场，下午在公用水龙头下洗衣裳，五岁的儿子跟在身边跑来跑去。谁看了都觉得，这一家子再平常不过。
涂作潮在家的时候，大部分时间待在阁楼。他告诉张小梅，那是他做精细木工活的地方，没事别上来。张小梅确实一次也没上去过。她只关心米缸还有多少米，孩子的裤子膝盖又磨破了。有时候深夜，阁楼会传来很轻的“嘀嘀嗒嗒”的声音，张小梅翻个身，继续睡。她以为是老鼠，或者是丈夫在弄什么新式木工家伙。
有一天傍晚，弄堂里忽然来了几个穿黑褂子的人，挨家挨户敲门，说是查户口。涂作潮那天碰巧在家，正帮儿子修一个木头小车。门被拍响的时候，张小梅在围裙上擦着手，看向涂作潮。涂作潮脸色没变，朝她点点头，手上没停，继续锉着一块小木片。
张小梅开了门。来人问得仔细，家里几口人，男人做什么的，有没有亲戚朋友常来往。张小梅一一答了，声音不高，带着点怯。问到涂作潮具体在哪个洋行做事，张小梅卡了一下，说不上来全名，只说“听他说是外滩那边的，叫…叫啥洋行来着？”她回头喊：“孩子他爹，你自己跟长官说。”
涂作潮这才放下手里的活儿，走过来，点头哈腰，赔着笑，说出一个洋行的名字，又补充道：“就是混口饭吃，修修电灯电话什么的。”他说话带着点湖南口音，更像个老实巴交的手艺人。来人盯着他看了几眼，又瞥见屋里桌上没做完的木工玩具和刨子锯子，没再多问，去了下一家。
门关上，张小梅松了口气，继续去灶披间烧晚饭，好像刚才只是应付了几个难缠的收水电费的。涂作潮坐回凳子，拿起那块小木片，心里知道，这一关能过，大半是因为这个家看起来太真了。孩子的哭声笑声，厨房的油烟味，晾在竹竿上的旧衣服，每一样都勾勒出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市井小民的日子。他要的就是这个。
电台零件和密码本，被他藏在阁楼地板下一个特制的夹层里，上面堆着破工具箱和废木料。发报的时间从不固定，有时在凌晨，有时在下午嘈杂的时候。他耳朵灵，楼下弄堂里任何异常的脚步声、车铃声，都能让他立刻停下，把发报机收好，盖上伪装。
张小梅怀了孕，肚子渐渐大起来。邻居大妈看见，总会说几句恭喜的话。涂作潮有时会买点红糖回来，让张小梅补补。这个举动让张小梅在邻居眼里，成了一个“虽然挣钱不多、但知道心疼老婆”的普通男人。掩护得更深了。
孩子出生是个男孩。家里多了婴孩的哭声和尿布，日子更嘈杂，也更像那么回事了。涂作潮依旧忙他的“木工活”，张小梅拖着两个孩子，忙得脚不沾地。她偶尔会觉得丈夫有点神秘，但转念一想，男人在外头做事，总有些女人不懂的。只要他拿钱回来养家，不打人骂人，就是好丈夫了。别的，她不想，也想不明白。
这样的日子，一天天过去，平静得让人几乎忘记外面的血雨腥风。涂作潮在这份平静的掩护下，把一条条有关日军调动、物资运输的情报，变成微弱的电波，穿透上海的夜空，送到需要它的地方。他就像个真正的木匠，耐心地、一凿一斧地，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搭建起一条看不见的线路。而张小梅和孩子们，在不知情中，成了这条线路最结实、最不起眼的那几块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