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6年，64岁高龄的左宗棠打到新疆敌占区时，突然有100多个衣着破烂的清朝官兵，激动的朝他奔来，等左宗棠看清楚后，忍不住泪流满面。

左宗棠翻身下马，几步迎上前去。那些人跪倒一片，领头的军官哑着嗓子喊：“卑职何琯，率巴里坤守军，恭迎钦差大人！”话没说完，已经哽咽得发不出声。

左宗棠扶起何琯，看到他脸上被风沙刻出的深纹，指甲缝里都是黑泥。他问：“还有多少人？”何琯回头看了看身后，嘴唇抖了抖：“连伤带残，一百零三个。能站直的，就这些了。”

队伍里有个兵拄着木棍，左腿空荡荡的裤管在风里飘。还有个年纪大的，一只眼睛蒙着脏布，另一只眼直直望着左宗棠，像要把这张脸刻进骨头里。

左宗棠让亲兵把随身带的干粮全拿出来。饼子递到手里，那些兵却没人急着吃。他们先撕下一小块，转身朝东边拜了拜，把饼渣撒在沙地上。何琯低声说：“这是给没吃上的弟兄留的。”

营地里生起火，左宗棠听他们讲这五年。城墙塌了就用尸体填，箭用完了就拆房梁当滚木。最惨那年冬天，城里饿死冻死一半人，活着的把棉衣里的棉絮掏出来，搓成灯捻，夜里点在城头，让敌人知道这城还有人守。

“为什么不降？”左宗棠问。

何琯从怀里掏出个油布包，层层打开，是面褪色的三角旗，上面绣着个“清”字。“城里每家凑了块布，妇女们拿最后一点彩线绣的。旗升起来那天，全城还能动的人都上了城墙。”他顿了顿，“降了，这旗就没了。”

左宗棠一夜没睡。天亮时，他叫来书记官：“写奏折。巴里坤守军苦战五载，粮尽援绝而不降，请朝廷重恤。”想了想又说，“再加一句：此等忠勇，当为全军之范。”

第二天拔营，何琯请求让残部当先锋。“我们熟悉地形，知道哪儿有水脉，哪儿是流沙。”左宗棠不同意，说你们该休整。一百多人齐刷刷跪下，那个独眼的老兵说：“大人，让我们带个路吧，弟兄们等这一天等了五年。”

左宗棠背过身去，挥了挥手。

行军路上，这些残兵成了最灵敏的耳目。他们能从草根的长势判断地下水位，能从鸟群飞散的方向察觉埋伏。有次大军断水两天，何琯带人挖开一处看似干涸的河床，三丈之下竟渗出浑浊的水。左宗棠问怎么知道的，何琯说：“五年前在这埋过弟兄，当时渗了水，棺材浮起来一半。”

打第一座敌营时，左宗棠让何琯部压后。冲锋号响，那些瘸腿的、瞎眼的却冲在了最前面。他们太熟悉这片土地了，知道哪个土坡能藏人，哪段城墙有裂缝。战事结束清点，又少了十七个。

左宗棠发了火：“本帅的命令都不听？”何琯包扎着胳膊上的伤，笑了笑：“大人，不是不听。是弟兄们憋了五年，憋不住了。”

后来每克一城，左宗棠都让何琯部最先入城。他说：“这城门，该由守得最久的人来开。”那些破烂的军服走在队伍最前面，虽然补丁摞补丁，却比任何崭新的战袍都刺眼。

收复喀什噶尔那天，左宗棠找来一面新制的龙旗，却让何琯把巴里坤那面旧旗升上主城门。旗升到一半，绳子突然断了，旧旗飘落下来。在场的人都愣住了，却见那个独眼老兵冲上去，一把接住旗子，用牙咬着旗角，单手爬上了旗杆。

风把破旗吹得猎猎响，老兵在杆顶上喊：“巴里坤的弟兄们——看——旗升起来了——”

全军肃立。

左宗棠摘下顶戴，朝着旗杆深深一躬。

战事平定后，论功行赏。何琯辞了官职，只要了匹老马和一张通关文书。他说要带弟兄们的骨灰回乡。那些牺牲的兵，每人在戈壁上留了一捧土，装在陶罐里，罐底刻着籍贯和名字——如果还有名字的话。

左宗棠送他们到星星峡。临别时，何琯从怀里掏出个布包：“大人，这是守城时画的敌军布防图，或许以后用得上。”左宗棠接过，布包沉甸甸的，浸过血的地方硬邦邦的。

“有什么要求，现在可以提。”

何琯想了想：“要是以后修史书，能不能提一句巴里坤？不用多，一句就行。让后人知道，这儿有人守过。”

左宗棠点头，喉咙发紧。

一百多人马渐渐消失在戈壁尽头，像一滴水汇入沙漠。左宗棠在风里站了很久，亲兵来劝，他说：“你看，大清的疆土，就是这些人一寸一寸硌出来的。”

回到大营，他铺开何琯给的地图，发现背面用炭笔写满了小字。是五年来每一天的守城记录，哪天饿死了几个，哪天击退了进攻，哪天城头还剩多少能站的人。最后一行写着：“丙子年七月初三，闻左公至，全城泣。”

左宗棠合上地图，叫来书记官：“给朝廷的奏折重写。把‘巴里坤守军’那段放在最前面。”

很多年后，左宗棠在福州病重，弥留之际忽然对儿子说：“我梦见回新疆了，何琯他们还在巴里坤城上站着，衣服破破烂烂的。”儿子说那是梦，他摇摇头：“不是梦，他们本来就在那儿。”

窗外是光绪十一年的春雨，淅淅沥沥，怎么听都像戈壁上的风声。 http://t.cn/AXSgPKj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