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回答的是AA把学生送进更好的大学后，长期消费的变化，高剂量AA学生的长期消费下降、学业压力增加、校园融入变差、专业选择改变，然后得到高剂量的AA引发错配。适度的倾斜能够改善受益者的长期结果，过度的倾斜则可能因为学生与院校之间的错配而产生持久损失。但个体消费最大化即得到政策的成功是不是设计地太故意了，这在把很多真正重要的问题排除在外。什么样的平权运动都容易沦为某种特权的再生产，政策目标本就多元且部分不可量化，能被实证的东西确实越来越重要，重要的东西也确实越来越难被测量。900万人的数据、20多年的追踪、漂亮的识别设计，最终回答的还是目标函数内部的问题，那这个价值选择是不是在局部真实与裱糊工具之间摇摆？
其实AA甚至其他什么的政策引发的生产关系及社会流动机制更值得深究。更高层次的教育环境更可能产生适应效应和追赶效应，学生在进入更高质量院校后，能力本身可能发生变化，其职业选择也可能因此改变。消费下降未必完全意味着人力资本积累失败，也可能意味着职业路径发生了转移。更高层次的学校还更容易把个人能力转换成社会资本，再把社会资本转换成可继承的家族优势。考试看分数、招聘看能力、录取看成绩，看起来很公平，但身份背后的资源不会消失。从社会资本视角看，AA确实可以把弱势群体送进精英网络，这个逻辑同样可以反向操作，户籍迁移、族裔认定等属于简单的，更有能力的那部分直接设计套利规则，矫正机制悄然变成既有精英再生产的一个合规渠道。圈层的遗传就是更稳定，这也是为什么平权行动、教育公平、财富再分配的议题反复出现，叙事总喜欢强调机会来自个人努力，但努力本身受到结构的塑造。
适度的AA能显著提升受益者的长期经济福祉，而过度的AA则会带来深远的持久性损害，真正的问题难道不是在进入大学之前的差距已经足够大？相比教育禀赋及投入的异质性，AA所能做的很少，或者因为太政治不正确，这些在开头就被排除在能被实证的范围之外。理论上是政策倾斜应与所属阶层和境况负相关，实际中常常是进一步巩固社会分化与资源垄断。毕竟越强调无差别，隐性差别越决定结果，关于平权，剂量之争还是没抓到根本。#读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