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和身体

博尔赫斯视觉不行，他的诗必然倚重听觉。于坚从小听觉不行，可想而知他的诗是视觉主义的。萨特自称“癞蛤蟆”，他长得矮小、丑陋、斗鸡眼。在那个无法整容的年代，外貌的不堪激起了他对“自然”的憎恶。对他而言，自然就是“纯粹的存在”，毫无理由，令人作呕。他痛恨这种未经选择的“给定性”，转而推崇绝对的建构与自由。

加缪青年时期便确诊肺结核，在二十世纪上半叶，这几乎是死神的代名词。正是这种随时可能被抹去的极端偶然性，构成了他哲学的底色：荒诞。荒诞既是对人生无意义的绝望体认，也是一种奇妙的慰藉：既然一切皆无意义，那么所有被他羡慕的健康、财富与长寿，在终极层面上与他这副病躯并无二致。荒诞将所有人生拉平了。

德勒兹切除了部分身体器官，这一经历或许与他提出的“无器官身体”概念有着隐秘的互文。因为一个高度组织化的身体已然失灵，他便在哲学上质疑“良好组织”的神话，将有机体的完整性一句视为需要打破的暴政。他的哲学英雄尼采，同样饱受病痛折磨，却得出了颠覆式的结论：身体的疾病往往预示着哲学的健康。疾病不是需要被治愈的过错，而是一种特殊的感知方式，它逼迫思想走出庸常的轨道。

因为视觉不行，博尔赫斯的诗“瘦弱”而模糊，他会有“西班牙的三棵树”这样的表达（仅凭记忆，或有失公允）。西班牙加三棵树，这样的表达太大。西班牙的哪里？三棵什么树？具体在何年马月？换成于坚，他会落实许多。且看于坚刚出炉的《在大理州凤阳邑与村里的长老一夕谈》其中一段：

盐巴是从澜沧江高上的盐井运来
茶来自普洱 蘑菇就在树林里面
风总是从苍山下来 他没有提到院子里
还有一棵虬结着的梅花树
一口青石水井 几把竹凳子 一只黑狗
几串红辣椒挂在南边墙上

也许正是因为听觉受挫，@于坚 在视觉上报复性地“铺张浪费”。他的在场丰满、壮硕、没完没了，他戏谑地称之为“啰嗦体”。他反感西方宏伟的教堂，那是让人低头聆听上帝训诫的所在。那里的空间是完全时间化的。让他流连忘返的是丰沛、粗糙、生机勃勃的大地，教堂只是大地的一个角落。这里的时间是空间化的。他并非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而是“大地主义者”。

博尔赫斯曾上街回收自己的诗集，然后“销赃”，他嫌自己写得太烂，他想找地缝钻进去。于坚肯定不会干这种事。这和写得好坏或有无自知之明无关，而和本体论有关。听觉是时间性的，视觉是空间性的。博尔赫斯沉迷于时间的深度，回忆叠上回忆，这给他一种“剪不断”的自我同一性。也就是这种唯一自我的羁绊，使得他有一种放不下的羞耻感。于坚毫无这种负担。于坚的自我在空间上“挪动”，不断被他者感染，打断，丰富。于坚不会羞耻于曾经的写作，因为内缩或自反的自我或自我的同一性，本来就不是视觉的中心或兴趣，视觉是向外的，我们如果不照镜子就看不到自己。据我所知，于坚对镜子兴趣寥寥，而博尔赫斯的镜子，却是他用来折射迷宫与无限的著名道具。

哈罗德布鲁姆曾提出“强健诗人”的概念。他认为写作者普遍患有“影响的焦虑”，平庸者亦步亦趋、碌碌无为，而天才则像拳击手，通过击倒前辈上位。布鲁姆在此巧妙运用了身体隐喻：体格强健者（矮小的萨特喜欢打拳击）才能在文学竞技场中胜出。我偏爱“胖子”，或者说我偏爱“脚力”。我警惕那些体型过于“讲究”的写作者。过分的消瘦或健美，往往暗示着对食欲的压抑与对控制的迷恋。这说明他们胃口不好，而胃口不好，差不多就等于不热爱生活。我认为那些终日与卡路里搏斗、把大量时间消耗在健身房和体重秤上的人，大概是一天照几十遍镜子的。这种自恋让他们太在乎坊间的标准化规训，而这种对标准的屈从，恰恰证明了创造力的平庸。

毫无疑问，这是我的个人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