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读书笔记（第65本）：陈正宏《众生：〈史记〉的列传》（三）

本书作为普及读物，在为大众读者补充知识方面，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始终贯彻史源学的思维。作者重视揭示《史记》的史料来源。例如《淮阴侯列传》中记载韩信早年曾寄食于亭长家，以及后来武涉策反、遭受诬告等故事，都来源于已经失传的陆贾《楚汉春秋》；蒯通劝韩信谋反的故事，应来源于审讯蒯通时留下的法律文书。

有时，同一个人物或故事有多个史源，本书会比较其差异。《伯夷列传》的素材有两个主要来源：一是《论语》中的记载，二是儒家正统著作之外的百家之言。前者说伯夷“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但后者描绘的伯夷却怨恨周武王叛乱弑君，采薇行为本身就包含一肚子怨气。这两个性格迥异的伯夷形象，就根源于史料来源的差异。又如《伍子胥列传》中对伍子胥传奇经历的描写是否史实？陈老师引湖北云梦睡虎地汉简中的伍子胥故事简，证明这类传奇故事在汉代早有流传。在《史记·伍子胥列传》所着力描绘的鞭尸场景，《左传》《国语》等先秦文献都没有记载，《吕氏春秋》《淮南子》乃至《史记》的《楚世家》和《季布列传》都只是写伍子胥鞭打楚平王的墓地坟头，而非掘墓鞭尸。

本书多次提醒我们，司马迁的很多史源其实是他自己的亲身见闻或实地考察所知。例如信陵君结交侯赢、朱亥的故事，不见于今本《战国策》，很可能是司马迁实地访问大梁城废墟，求访侯赢工作过的夷门时获知的。又如《魏其武安侯列传》中描绘灌夫骂宴的行为，十分细腻生动，应当是因为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当时有机会在场，后来转述给司马迁的。

第二，注重揭示司马迁与司马谈的创作分工和观念差异。例如《史记》将老子和韩非合为一传，如何解释这一问题？陈老师提醒我们，将道家和法家联结在一起的观念，应出于司马迁本人，因为这明显与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的观点不符，并指出：“司马迁对于道法两家关系的看法，已经超越了他父亲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里的平面比较，而有一种凸显学术史复杂内涵的深度。”（第32页）又如《刺客列传》中荆轲刺秦的故事细节，“太史公曰”里有公孙季公和董生“为余道之如是”一语，按公孙季公和董生的年龄推算，这里的“余”应该是司马谈而非司马迁，所以荆轲刺秦一节乃至全篇《刺客列传》都有可能是司马谈写的。不过陈老师还是折衷其说，认为即便是司马谈写的，司马迁也会做润色修饰。

第三，喜欢关联中小学文言文课程中的“常识”，使《史记》的记载更贴近大众读者。例如《刺客列传》中的曹沫实际就是曹刿，学界多从“沫”“刿”二字的同源关系入手判定两人实即一人，陈老师则提醒我们，“刿”是以利刃伤物之义，和曹沫以短剑劫持齐桓公的行为一致，因此“曹刿”应当是当时人送给他的绰号。这种用某个行为或特征起的外号，确实在古书中容易凝定下来成为广为流传的称呼。同样是《刺客列传》中的荆轲故事中，还有药师夏无且这个关键角色，是他干扰了荆轲的注意力，给秦王争取缓冲余地，事后也被秦王重重奖赏了。陈老师提醒我们，“无且”就是没有男性生殖器的意思，应当也是绰号，夏无且其实是侍奉医药的太监。这也就和秦始皇一向信赖宦官的习惯相吻合了。

第四，本书虽是普及读物，却喜欢征引学界论著，甚至会在正文行文中提及相关学者及其单位。这其实是学者们的称引习惯，有些学者是作者的好友，这种引用方式还会显得亲切。普及读物往往回避大量出现注解，但这本书的口吻如同恳谈，因此偶尔蹦出一些同行的姓名，也有利于使学者更多地走近读者。例如引用北京大学李零教授关于《老子韩非列传》中的老莱子就是老子的观点，引用复旦大学蒋天枢先生关于《屈原贾生列传》中的令尹子兰就是春申君黄歇的论断，引用旅美历史学家何炳棣教授对司马迁曾祖、祖父事迹的考证（司马迁曾祖司马昌担任秦国主铁官，为秦统一六国立下功勋；司马迁祖父司马无泽主持立市，为汉初营建都城长安立下功勋）。

第五，本书在对历史人物进行评析时，喜欢引用古人的史评史论，这对于我们拓宽思路非常有帮助，也很契合大众读者的口味，其实是普及读物大可依靠的思想来源。

第六，比较关注与《史记》编纂有关的疑难问题。例如《司马相如列传》完整引录了司马相如多篇赋文，导致该篇篇幅尤其之长，显得很不正常。陈老师提出了一个很有历史感的观点：在司马迁的时代，像司马相如写的这种规模和水准的大赋，是十分罕见的，司马迁敏锐地意识到，作为一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学文献，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应当被全文抄入《史记》。

本书也有一些缺憾，主要有两方面：其一，部分篇章只是串讲了基本故事内容，缺乏更深入的阐发，导致整本书的读者画像是比较模糊的，时而预想读者只需要了解《史记》故事大意，时而又给读者灌输不少学界近年来的新成果。其二，个别篇章虽然提出了问题，却始终没有正面解答，尤其是提出了苏秦、张仪身份、事迹、时代都很相近，为何分为两篇独立的传文。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可惜并未给出解释。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