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读书笔记（第55本）：吴真《暗斗：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一）

去年是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全国上下都以各种方式纪念这场伟大的胜利。纪念行为本身，为全社会提供了再次申明集体价值、巩固民族认同的机会，而这也正是书生、学者最能施展拳脚的领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适时地推出了由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吴真教授撰写的这本《暗斗：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这既是书生的创作，也是为书生而作。80多年前的那位书生，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文学家、藏书家、社会活动家郑振铎先生。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上海沦陷。原本生活在上海的众多文化界人士纷纷内迁，郑振铎却如同一位“逆行者”，选择留在沦陷的上海。当时很多留守上海的文人都经历着道德感的煎熬，面临着乱世求生与民族气节之间的道德困境。郑振铎也遭受朋友们的误会，却不存在实质上的羞愧，因为他知道自己并非贪图上海优渥的生活条件，而是要为国家的文化事业作一场殊死搏斗。

这样一位手无寸铁的书生，将自己的报国途径定位为“收异书于兵荒马路之世，守文献于秦火鲁壁之际”，不能坐视江南故家藏书在战乱环境中大量流出国门，不忍承受“史在他邦，文归海外”的民族耻辱。他深知文物古籍代表了一个民族的文化灵魂，沦丧的国土可以收复，然而典籍一旦毁灭，便再无机会弥补。于是，在现实战场节节败退的危局下，郑振铎却在文化领域发起了一场“以哀兵姿态主动进攻的战斗”。

他并非孤军战斗，而是组织起“文献保存同志会”，团结了一批留守上海的文化界名人，利用中英庚款和政府拨款，收购了多家藏书楼的珍本秘籍，在抗战胜利后安全入存政府图书馆，还在解放前夕阻止部分珍贵古籍流入台湾。正如吴真教授所说，郑振铎如同一道珍贵古籍的“大坝”，树立在风雨飘摇的上海，将那些从江南流入上海又即将流失海外的古籍截留下来，为民族文化复兴守住了一份希望。

本书名为“暗斗”，主要强调了这场斗争的隐蔽性与复杂性。全面抗战的八年中，郑振铎在前四年里四面出击，利用租界的庇护条件，积极收购、登记、转运典籍；但是到1941年12月，英美对日宣战，上海全面沦陷，租界也不能自保，郑振铎的古籍保护事业被迫转入地下。实际上，郑振铎的收书、藏书行动一直受到日本军界、情报界、学术界的密切关注，只是他对此未必全然知晓。为求稳妥，他将收购来的古籍分藏在上海多个地点。其本人也乔装易容、深居简出，与家人分开居住，一边躲避各方势力的“围猎”，一边过着十分清贫的生活。他看不到敌人，敌人也抓不到他，这四年的战斗，就像京剧《三岔口》中的两个武生一样，如同“在黑暗中打斗”。

国内关于郑振铎的研究，已经有较为扎实的基础，陈福康先生曾有《郑振铎年谱》，对郑氏生平资料做过系统整理；郑振铎本人也有记日记的生活习惯，目前存留下来的抗战时期日记包括1939年全年日记、1940年1-2月、1943年2-8月、1944年全年日记、1945年6-10月日记，但由于保存文献是一项秘密工作，因此一些保密内容（尤其是他与重庆方面的往来消息以及秘藏古籍的地点）很少见于日记中。为使这段尘封的历史得以再现，吴真教授广泛搜集材料，“在私人日记和历史档案之间”建立联系，拼接出抗战时期郑振铎秘密行动的相对完整的地图。当时与郑振铎同处上海的一些朋友们的日记，也被纳入搜索视野，如陈乃乾、王伯祥、张凤举、陈君葆、夏承焘、张葱玉、刘承干、张元济、舒新城、周佛海等。吴真教授还注意区分“有意史料”与“无意史料”，尤其重视后者的客观性价值，包括海内外各大图书馆、档案馆保存的档案文件，以及事件过程中参与者或目击者无意识留下的现场记录，比如书籍上的赠语题跋及印章、“同志会”的信件、陈乃乾在日本抢先发表的文章等。

尤其值得赞赏的是，吴真教授多年来利用业余时间，跑遍了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公文书馆、防卫省防卫研究所、东洋文库、亚细亚经济研究所图书馆等可能存有战时图书的所有图书馆，目的就是探寻当年不慎流入日本的中国古籍如今到底下落如何。这一研究路径，既有助于探寻历史真相，又为未来可能的文献回归提供线索。从后一种意义上讲，吴真教授堪称我们这个时代里的郑振铎！

本书最初是按照学术著作的方式撰写的，有4万字左右的论文初稿，但在出版社编辑的建议下，改为按1937-1945年的时间线组织材料。每章对应一个年份，以当年郑振铎的主要行动为中心，也会向前或向后延伸数年，使中心论题得以丰富。这种写法近似于编年传记，又颇具文学风貌，为我们这些有后见之明者提供了一个回望历史的顺时视角。但我的读书笔记，还是希望按照几个不同的方面重新组织一下本书的主要内容，以获得一种更具系统性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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