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读书笔记（第44本）：《医学文化史·现代卷》（下）

第二章“食物”，认为食物与药物是被区分开还是被视为同类，潜藏着健康观念的变化。在20世纪，人们不再信奉预防医学长期强调的食物和膳食的功效，反而极度担忧食品造成的健康风险。随着农业和生物医学的工业化，食物和医学被分立成不同的领域。人们相信食物在烹饪或其他加工过程中会损失维生素，由此需要在食物制品中添加维生素。关于维生素的科学发现迅速地转变成中产阶级育儿标准。水溶性维生素叶酸被用于降低新生儿神经管疾病的发病率。复合维生素片成为中产阶级自我保健和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人们被鼓励去消费维生素，而非吃广谱食物以获取丰富营养。

“卡路里”概念的提出及其量化推动了营养领域的科学测量。20世纪中叶，多少卡路里是合适的摄取量成为日常生活关注和担忧的焦点，由此兴起了体重管理和减肥。20世纪后半叶，食品业兴起，导致人们的观念从食物短缺和战争时期的多吃变成少吃，人们相信特定食物与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和肥胖等慢性病有关。

第三章“疾病”，讨论现代人如何界定疾病。人类始终祈求世界没有疾病，但时至今日，人类真正消灭的疾病只有天花这一种。很多疾病（如疟疾）并不是消除了，而只是在地理上出现了转移，从发达国家撤出，迁移到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在发展中国家，也并没有遵循从传染病向慢性病的线性发展，而是要同时面对这两类疾病的困扰。

随着医学的发展，人们对疾病的定义也在变化。疾病从个人身体的缺陷中抽象出来，成为可以用病理学普遍法则来认识的物理病变。例如来自埃及、希腊和罗马的古代著作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糖尿病的经典症状，但随着人们对尿液特征的关注，这种主要以症状为基础来定义糖尿病的方式发生了转变，通过相当简单的化学过程就可以证明糖尿病人的尿液中能检测出糖。换句话说，从病人所能感受到的特征，转变到病人感受不到但训练有素的医生却可以看到的体征。在20世纪，又迎来了新的转变：通过数字诊断。但是，血糖达到什么标准才可以称为糖尿病，又产生了关于数字标准的争论。

本章还谈到了“去医学化”问题。例如一些健康女权主义者反对将歇斯底里和更年期病理化，认为这是由男性主导的医学凝视的过度扩张。马克思主义者批评医学化是资本主义压迫的延伸，掩盖了健康背后的社会决定因素。总之，这些批评意见质疑了医学专家的权力，认为他们将越来越多的事物视为疾病，包括性偏好、害羞、分神、衰老、更年期和怀孕等。总而言之，疾病的决定因素同时包含生物和社会两方面，这也逐渐演变为一种至关重要的政治。

第四章“动物”主要讨论如何用动物（尤其是非人灵长类动物）进行医学实验的问题。

第五章“物品”主要讨论听诊器的发明如何改变医患之间的联系方式，以及将人类身体视作机器的观念，这些共同指向将病人与疾病“客体化”的问题。

第六章“经验”回顾了20世纪生物医学经验发生的多种变化，以互相关联的照护体验作为背景，聚焦患者自身的体验。例如在家分娩转变为在医院分娩，意味着将个人的身体交给医疗机构，医院重塑了分娩的痛苦；又如临终体验也显著改变，将死亡医学化引发争议，与之相关的是ICU制度；又如公共卫生计划强迫人们服从，比如疫苗接种和绝育运动，大众的反抗使这种医疗经验的政治性变得更加明显。

第七章“心灵/大脑”主要讨论精神疾病的治疗如何从道德治疗、心理治疗转向身体治疗。本章重点介绍了神经可塑性与适应性反应的理论，即认为人的心灵和大脑不再是固定对象，而是拥有变化的能力，可以回应和适应环境的挑战。根据这一观点，大脑损伤中表现出来的功能丧失模式不是局部损伤的简单静态反映，而是病人恢复模式不断变动的报告。该理论可以用来反对精神病由进化的倒退和遗传上的弱点导致的观点。对于现代生活的不适应者，研究人员不再将他们看作是简单的命中注定，而是注重观察他们对现代生活挑战的复杂反应。现在人们以社会心理学视角来看待精神疾病，例如战争造成大规模爆发的神经紊乱，军官和普通士兵共同遭受心理苦痛，使精神疾病民主化。这进一步揭示了，精神疾病的根源不在于肉体之内，而在于战争等不正常的状态之中。其关注点不在于那些被官方认定为精神病的个人，而在于整个人群中那些公认问题的流行程度。资本主义提倡的自主性竞争（类似我们说的“内卷”）使对爱的先天生物需求无法得到满足。

第八章“权威”梳理了医疗从业资质的完善历程。有时候，识别出令人满意的从业者，比令人满意的执业活动更重要。正式的从业者资格证书有助于保证最小限度的良好医学实践，构成医学实践的专业权威的基础。这种权威通常由专业机构授予，后者又与政治权力存在合作关系。这催生出两个结果：一是通过规章制度——临床实践指南和循证医学，监管医学实践；二是聚焦从业者，将训练和资格认定过程变得越来越漫长、艰难。

总体来看，本书成于众手，各章阅读体验参差不齐，时而贴近生活、生动有趣，时而啰嗦冗长、词不达意。主要内容基本已如上述。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