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读的第38本书（上）

这两天读了一本与近代文学有关的书，《进化论思想与晚清、五四的文学变革》。进化论这个选题很有意思，也很有价值，因为在晚清至五四的文学变革中，随处可见进化论思想的踪影。近代文学研究者，有必要对此多作些了解。

实话实说，这本书的篇幅设计并不合理，因为前一半篇幅（即第一章）都不太谈文学，而是梳理进化论传入中国的历程，属于思想史背景，写得很详尽；后一半（即第二章和第三章）才分别讨论进化论思想与晚清文学改良、五四新文学的关系，可惜都比较简略。不过问题不大，因为我主要也是想看第一部分，掌握了这个思想史背景，便可活学活用，不需要直接接收关于近代文学的现成结论。

英国学者曾将达尔文进化论对传统世界观的挑战归纳为五个方面：一是时间尺度的扩张，将几千年文明史拓展到几十亿年的地球生物演化史；二是从静止的世界观发展为持续变化的世界观；三是放弃设计的思想，生物进化无需上帝那样的设计者，是依照一定规律自然而然的演化过程；四是放弃奇迹，否定神的干预；五是将人类纳入自然序列，弱化了人类的独特性与优越性。

进化论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主要是作为科学知识的进化论，可以上溯到1873年，中国学者华蘅芳与美国传教士玛高温合作翻译、出版的美国学者代那的著作《金石识别》，距离《物种起源》出版仅仅十多年。如今可见的有关进化论的早期文献史料，大多出自传教士手笔，如李提摩太在助手帮助下完成的《泰西新史揽要》。但由于进化论与基督教教义存在矛盾，因此传教士对进化论的传播也存在底线，会出现将进化论与基督教教义加以折衷、调和的做法。

当时正逢晚清学校课程改革，在府一级各种考试中，除了传统的八股策论之外，还要加试世界时事知识。从留存至今的试卷可知，当时的士人们对进化论并非懵然无知。在将西学作为课程的洋务学堂中，进化论已有初步传授，当时人对进化论知识的了解基本上也是正确的。但由于进化论知识不能直接转化为经济、军事成效，对于中国之自强不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因此当时急功近利的国人并未将其视为实用之学。因此，虽然对进化论的介绍很早，但《物种起源》《人类起源和性选择》等达尔文本人的著作，直到20世纪20-30年代才被译成中文。

进化论对中国真正产生影响是在甲午战争后，包括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这三个高峰期。真正发挥影响力的并不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而是进化论的各种形而上学解释，也就是机械进化论，或曰社会达尔文主义。直到新文化运动后期，才被更新的世界观——唯物史观所取代。之所以从戊戌维新时期才开始发挥影响，主要是因为甲午战败，民族危亡意识和批判精神突然迸发，为国人普遍接受和认同进化论铺平了道路。

戊戌时期的进化论引入，标志是严复翻译出版的《天演论》，其原著为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赫胥黎是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忠实捍卫者，认为人类社会存在类似于生物界的生存竞争，但人类社会的伦理不应模仿这种野蛮的动物式的生存斗争。与之相对应的是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斯宾塞将优胜劣汰的法则直接移植到人类社会。有趣的是，严复虽然翻译的是赫胥黎的著作，但他本人却并不是赫胥黎的崇拜者，而是斯宾塞的信徒，加之《天演论》采用的是意译法，于是不仅增加了很多赫胥黎原著中没有的内容，还在译文后附加大量案语，表达其对原著观点的异议，直接宣讲了斯宾塞的观点。其实，达尔文很少使用“进化”一词，而是多用“带有修饰的变化”，他也并不主张将生物进化论运用于人类社会；而真正普及“进化”概念，发明“适者生存”这句话的正是斯宾塞。严复对赫胥黎乃至达尔文都存在明显误读，但这种误读迎合了当时国人敏感的神经，是针对中国的现实有感而发。他提醒国人要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有所作为，“转害而为功”。

在严复之外，进一步宣扬进化论思想的还有梁启超。他几乎全盘接受《天演论》中宣传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一是强调竞争与合群，认为只有合群，形成民族国家，才能在竞争中生存下去；二是宣扬进化史观，认为历史进化趋势是螺旋式上升，与退化论和循环论划清界限；三是对强权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危险运用，认为天下惟以强权为公理，通过民族自新可以改变种族的卑劣性质。

辛亥革命前后，进化论出现了三种新动向。一是将进化论与革命思想相结合，认为革命是进化的动力。二是“互助进化论”开始流行，从强调竞争转而强调互助，质疑生存竞争法则，走向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对立面。三是章太炎主张俱分进化论，这也是一种反进化论思想，否定历史目的论和历史决定论，彻底否定进化，但也陷入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泥沼，还未走进近世文明，便已困扰于道德的转型。

新文化运动批孔的风气使五四时期成为进化论传播的高峰期。但是，生物进化论在此时获得广泛传播，进化论重新由道返器，生物进化论与社会进化论的界限开始明晰。此外，杜威的实用主义、尼采的唯意志论、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以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相继传入，进化论开始落潮。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