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我的24岁生日。
跨年和生日似乎是很多人习惯总结过去一年的节点,然而跨年时我一个人待在开普敦的酒店忍受偏头痛,此时平静的时刻对我来说更适合回望这一年。
不谦虚地说,这一年,我有清晰的目标,也有与目标相匹配的执行力与自控力。我毕了业,读了研,去了非洲,有了学术很厉害、人也随和大方、还很欣赏我认可我的导师,当了班长,拿了五位数的奖学金,拿到了法律职业资格证,做了一些工作,签了几个客户,赚了一点小钱,做了近视手术,减肥瘦了五十斤,甚至还提前写好了一部分硕士毕业论文。
经历了一些相遇、一些重逢和一些告别,体会到了“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几年未见的好朋友来上海,然而我的时间被因为各种各样无法推辞的事情塞满,最终竟然只能在机场安检口和朋友见面话别;而和另外一些人,匆匆相遇又匆匆分别,也不知道余生还有没有再见的机会了。
最重要的改变是,我终于如十几岁时的我所愿,有了一张平静的面孔,永远把解决问题放在表达情绪之前,猜得到生活中绝大多数事情的结果,极少再纠结于自己无法掌控的事情,对很多事的态度都变成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如果要梳理一下这一年的时间轴——
前三个月,准备考研复试,抽空去了烟台和南京;四月,复试结束、收到拟录取通知后,又去了一次云南,弥补了22年在云南时因为封控没去成泸沽湖和香格里拉的遗憾。
五月,通过公司leader推荐联系到了现在的导师,进了重点课题组,参与法律AI产品的开发,由此开始接触智能法和数据法,慢慢从传统部门法的桎梏中解脱出来,有了新的方向。回了一次杭州,期间某天突然收到盒子哥的微信,说我到你宿舍楼下了,下来一起抽根烟。我们在湖边边抽烟边聊天,聊到了各自喜欢的人,还有接下来的打算,那天的湖面很好看,闪闪发光。
六月,去绍兴看了周华健的演唱会,之后又回杭州参加毕业典礼,我抱着毕业证书学位证书毕业礼物,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心想,终于把这个书念下来了,五年啊,中间还休学了一年。
七月,公司要做新项目,我的背景和经历刚好和项目内容比较契合,于是boss问我愿不愿意过去做负责人,会在工资之外给我分红,我的答复是我可以在九月之前过去做临时负责人,把项目框架搭起来,但九月开学之后我就只能分管一小部分业务了。于是接下来的两个月,多愁善感了二十多年的我被做不完的工作磨成了一个几乎没有情绪的人,每天只想着“有问题就解决问题,解决完这个问题就解决下一个问题”,招人、做尽调、做产品、谈合作、做推广、做汇报……一天开三个会是常态,好几次我正在公司开会,突然收到导师的消息说他那边也要开会,然后纠结到底该去开哪个。印象很深的是有一次面试一位比我大几岁的硕士毕业生,我告诉她她的简历有问题,一是没有照片,二是把时间写成日期在前年份在后不符合中文的阅读习惯,三是对工作经历的描述太笼统,没有量化工作成果,她在面试结束后特意发微信向我道谢。
八月,忙里偷闲和萍宝一起去了大连。在金石滩的那天天气并不好,下了一会儿雨,我们站在灰濛濛的天幕下,看厚厚的乌云低低地压着海面。我在微博上写:对乌云来说,阴天才是值得度过的一生。
九月开学,我进入了兼顾上课+写论文+做课题+做项目+做实习工作+做兼职工作+做学生工作+准备出国材料的连轴转状态,还要时不时地跟导师参加饭局,接待国外的专家和老师,每天十几个待办事项,最忙的时候一天只顾得上吃一顿饭。室友说“每次看到你都感觉你很累”,朋友说“见面时候看你有点憔悴”,导师说“我每次见你,都感觉你脸上写满了疲惫”。有一次我前一天晚上只睡了四个小时,醒来后又忙了一整天,一天下来只吃了顿早饭,晚上九点多终于忙完之后对朋友说,太累了,生产队的驴也没有这么用的。
十一月,在上海的温度降到了可以穿大衣的水平之后,我发现自己对冬天的情感从厌倦变成了厌恶,第一次萌生了以后去深圳工作的想法。
十二月初,通过了两轮选拔的我去往南非进行田野调查。地点在比勒陀利亚,这是一座不大的城市,我又住在校园区,环境安静得让人觉得孤寂,半天听不到一点声音。和室友一起做饭刷碗,和教授们聚餐,拜访当地的律所,认识了一些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倒也不算虚度光阴。
一月初去了开普敦,然后回国。回到冬天的我逐渐进入待机状态,能量值降到了最低,兴趣减少,活动减少,吃饭减少,说话减少,整个人都懒懒的,朋友说感觉我连说话语速都变慢了,像一只卡皮巴拉。就这样在上海待了半个月,我感觉我不能再待下去了,订好了去深圳的机票,一来调整一下状态,二来给未来可能的深圳生活探探路。
只是在打包行李的间隙,比勒陀利亚无边无际的寂静毫无预兆地闪过脑海,随即被一个无声的问题取代:原本三个月的南非田野调查,我因为偏头痛发作,只待了一个月就回来了,这一个月的意义是什么?难道仅仅是公费旅游吗?
这个问题并没有困扰我太久。
我记得去深圳那天是上海的初雪日,气温降到了让人无法忍受的程度,我的心情也因为一些事情变得非常差。我站在市域机场线里,看着过往的行人,就那样突然意识到:南非之行让我明白,我并没有我以为的那么喜欢异乡。
我和这个世界的链接感太弱了。
我是一个没有乡愁的人,不恋家,对故乡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情,以后也不打算回去生活。更要命的是,我不仅在空间上没有归属感,在时间上,我的步伐似乎也并不与当下这个时代完全一致。我听九十年代的老歌,听李宗盛、罗大佑、滨崎步,不用抖音,不刷短视频,不关心大家热衷的热点话题,与主流格格不入。
是的,我可能并没有那么喜欢做一个局外人。我还记得我在好望角时,面前就是大西洋,我却意兴阑珊,只是随便走了走,拍了几张照片,心想,哦,原来这就是好望角,这个海和厦门的海也没太大差别嘛。
在杭州时,我是过客;在上海时,我是过客;在南非时,我依然是过客。
世界人来人往,却没有一个人与我有关。大家都是风筝,无论飞得多远,线都被某个人牵在手里,不致失联,而我是一截断了线的风筝。
我静静地坐了一会儿,然后给我妈打了个电话,让她把我之前停药时寄回家的抗抑郁药寄到深圳。
我的烟越抽越多,从两周一包变成了两天一包,我知道这样不好,但除此之外没有什么能压住我身体里面那种好像要飘起来的东西。喝了不知道多少瓶科罗娜,空酒瓶在床边一排排摆得整整齐齐,我哥看到了也没说什么,只是让我丢垃圾时把酒瓶和其他垃圾分开放,方便阿姨收走。
我又开始反复看《海边的曼彻斯特》。
有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看书,熟悉的痛苦再次袭来,手一直抖,胸口像是压了一块石头,呼吸也变得紊乱。我的痛感并不是因为我失去的东西,而是失去本身;不是我与之分离的某个具体的人,而是分离本身。是那种结构性的、不停发生的断裂感。
我知道,我太年轻了,这样的失去,在我以后的人生中一定还会反复出现无数次,并且更绵长、更剧烈。我到底还要经历多少次分别、多少次离散、多少次挣扎、多少次破碎?
如果我在23岁的时候已经感到疼痛、疲惫、厌倦与虚无,那我该如何度过我的33岁、43岁、53岁?
“为什么所有的东西都会改变,而你想要的,你低声下气地向各路神灵祈求的仅仅是一些事情能够维持原样。”耶茨在《革命之路》里这样写道。
而我甚至不祈求一些事情维持原样,只希望它们能尽可能长久地留在我的生命中,不要彻底消失,不要vanish into thin air,但还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眷恋的东西一个个离去,化为乌有。
而我对此无能为力。
我忍不住发了一条分组的朋友圈,只有两个字:“痛苦。”
痛苦。真的很痛苦。我感到我被一颗名为痛苦的钉子钉死在了原地,动弹不得。
我不知道自己哭了多久,最后不停地大口深呼吸,直到感觉情绪随着气息逐渐平稳下来。在这之前,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过这种喘不上气的感觉了,上次这样应该是一年多之前。
接下来的日子,心底的冰层终于裂开,沉睡已久的情绪随之苏醒,开始在胸腔里起起伏伏,只是生活纹丝不动,依然是学习、工作、散步、读书、看电影、和朋友打电话聊天,安静地承受或者说忍受细细密密的痛楚流过我的身体。在大多数时候,那种痛楚并不十分尖锐,但密密麻麻、绵密持久,像空气里细密的针,随着每一次呼吸轻轻刺着我,让我无处遁身,也无法自欺。但是没关系,我还能忍受。我什么都能忍受。
I can't beat it, but I can bear it.
除夕夜,我和我哥在珠海一起吃了顿饭,他因为初一要值班所以先开车回深圳,我去海边的酒吧喝了几瓶科罗娜,然后打车去横琴拍澳门的夜景。窗外有烟花升起,倏尔又落下。
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我可以就这样,一个人过一生。
然后就是现在,24岁了。
这一年里,最让我心安的是,无论我有多少言不由衷和身不由己,我都没有搞砸任何一件事。每一件事我都做得有模有样:上课,写论文,做课题,做项目,做实习工作,做兼职工作,做RA工作,做学生工作,处理同学关系、同事关系、师生关系、客户关系,甚至老师和老师的关系、领导和领导的关系。我反复告诉自己,一个人要活得像一支军队,不可以低头,不可以泄气。
有过一些痛苦的时刻,但我总能把它按下去。多少次,我感觉自己几乎快要爆炸了,但还是强忍着,在心里告诉自己,不要在脑子不清醒的时候做决定,不要做让自己后悔的事,不要发疯。于是我看上去依然是平静的,最外露的情绪也不过是在微博和分了组的朋友圈写点阴郁的文字,从未把一些东西带到现实生活中。我允许痛苦流过身体,但不允许它决堤。
而成长比痛苦更多:
我比从前更加珍视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每一分每一秒。一期一会,人生中的任何一刻都不可复制,所以刹那既是永恒。
我的自控力和执行力越来越强大。我相信,我能够用我的双手和双脚抵达我想去的任何地方。
我对人生的幻想越来越少,滤镜越来越轻。我知道,人终究要踏在坚实的土地上,诚恳地面对世界的真相。
接下来的一年,希望自己更强大、更聪明、更游刃有余,继续做一个能解决问题、能扛事、值得信任的人。
最后,我觉得我应该还是幸运的。无论有多少不快乐,说到底,还是因为身体健康、衣食无忧、家人平安,我才能有多余的心力来想这些。
感谢上天对我的眷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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