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读的第30本书（三）

李娟对贫穷是如何认知的？在《遥远的向日葵地》中，这个问题始终离不开她与母亲之间的代际冲突。在《命运》篇中，李娟宣告：“我从来不曾认同过我妈的人生选择，同样，我妈也对我的人生表示怀疑。”这首先表现在物质生活上。在《擅于到来的人和擅于离别的人》一篇中，李娟讲述了两根木棍的故事。那时她住在阿勒泰城区的出租房，母亲从乡下倒了三趟车冒雪而来，随身带来五花八门的行李，“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两根长棍”。母亲连连赞叹这两根不知从哪捡来的木棍“又长又细又直”，晾衣服再合适不过，“却没想到城里人随便牵根铁丝就能晾衣服”。这两根木棍既彰显了城乡之间的生活差异，也暴露了两代人之间的观念冲突。

《鸭子》讲述母亲在向日葵地养鸭子，居然只为拔鸭毛做一件鸭绒大衣。但鸭毛实在难拔，“处理了不到半只鸭子，手指头就拽残了”，“等三十只鸭子处理完毕，我和我妈的母女感情也就遇到坎儿了”。李娟对这种小农经济做法嗤之以鼻，揶揄道：“在封闭的荒野小村阿克哈拉，我妈想要一件羽绒服，便用想象中的笨法子一点一点向这件衣服靠拢。就像过去年代荒远山村里的穷人们，想穿一件新衣服，得提前两年种棉花。棉花收获后，捻成线，织成布，翻山越岭背到染坊染色。第三年才得上身。”“问题是已经21世纪了啊……”李娟怀揣对市场经济运行效率的信任，抗拒着母亲那种穷人的笨办法。可惜她自己也是个穷人，“无工作，无收入，无住处。屋檐之下，必须低头”（第118-119页），不得不在贫穷无依的现实面前向笨办法低头。

李娟对母亲的财富观也抱有怀疑和嘲笑的态度。例如母亲分明家徒四壁，“蒙古包里没有任何值得人破门而入的值钱货”，但她每次外出还是不放心，“离开蒙古包半步都会锁门”（第14页）。哪怕是在县城找个临时落脚地，也要小心翼翼地“摸出一枚用一截破绳子系着的旧钥匙，开锁进去”。整个房间只有一张破旧的木板床和一只砖砌的炉子，甚至都没有天花板！就是这样的居住条件，“有什么可防的，居然还上了锁”（第128页）。母亲虽无财产可守护，却有着守财奴一般的行为，有着超越自己实际财富的财富观，这种错位创造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喜剧效果。而且，母亲明明钱不多，却还乱花钱。例如明明自家这两年种地损失惨重，遭受着最严重的灾情，母亲却还要斥巨资买蒙古包来取代地窝子。这不仅是超前消费这么简单，李娟真正不认同的是母亲那种强装出来的“体面”。可以说，她将自己对繁华生活的不配得感不自觉地蔓延到了母亲身上。

前两年李娟“出圈”之时，很多读者盛赞其淡泊名利的品质，但细读其文章，能感觉到她对物质生活也是有追求的。从四川到新疆，又从新疆到江南，从春牧场到夏牧场，又从阿勒泰城区到荒凉的向日葵地，长期的漂泊使她成为“擅于离别的人”，内心中也植入了强烈的不安定感。她认为向日葵地暴露了她生活的尴尬，“我们所有的劳碌奔波简直跟瞎忙一场似的”。为此，她开始沿着附近的湖岸慢慢行走，发现水的另一方遥遥停着一座白房子。“如果说湖水是世界的尽头，那么，那座白房子便坐落在世界的对面”。所谓世界的尽头，是指真实的物质层面的荒凉；所谓世界的对面，是她似乎永远也到不了、够不着的安定之所，“我渴望过去看看，但每次绕着水岸走了很久都没能抵达”（第20页）。

李娟所梦想的生活，说穿了就是一种“更稳定，更长久，更简单”的平凡日子。本书有篇文章题为《我》，没有讲述任何有关向日葵地的具体故事，只是描绘了她的一个梦。李娟梦想能“过真正与大地相关的生活”，显然当下在向日葵地的耕种，并不是这种生活，即便它看似与大地有关。在李娟的梦里，她“有一块土地，有一座结实的房子”。为此，她开始在母亲所在的村子里寻找合适的宅基地，开始为这座房子画设计图纸。即便后来她去了城市，也仍然对建房计划念念不忘。她说她这些年来“去过很多地方，住过好多房子，睡过各种床”，但这一切都是暂时的，使她“不曾畏惧过生活的改变与动荡”（第22页），因为不过是从一个暂住之地去往下一个暂住之地，生活并未发生根本的改变，无所谓获得也无所谓失去。眼下所有这些狼狈潦草的生活都“只不过是暂时的而已”（第146页），她从出生开始就始终“暂时”地活到了现在。她所希求的也不是什么豪宅，所能奢望的最高级的地面材料也就是红砖而已，再加上石灰刷出来的大白墙，就已经是她“梦想之家的全部要素”。因为她要的并非物质的繁华，而是内心的安定，是“生活稳定有序，行事从容不迫”（第139页），使自己“从此能够安心地生活”，“安心地等待”，而非永远“安心地离别”（第22页）。

李娟在后记中说，向日葵一向有美好的象征意味，读者对此怀有许多正面期待。但真要这样写，“向日葵不同意”。因为它“远不止开花时节灿烂壮美的面目，更多的时候还有等待、忍受与离别的面目”。显然，向日葵地也只是李娟漂泊人生中的一个站点，千万不要忘记书名中还有“遥远”二字，意味着向日葵地根本就不是李娟的梦想之所。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