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27岁创建京瓷以来，在精密陶瓷的开发和企业经营上倾注了心血，结果非常幸运，公司顺利成长发展，因此我有机会获得了技术开发和企业经营方面的各种奖项。

其中之一，就是1981年得到的“伴纪念奖”(当时有这个奖项)。这是东京理科大学的伴五纪先生设立的奖项，是为了表彰在技术开发方面有杰出贡献的人士。当时，我只是感到很光荣，赶去出席授奖仪式，但是，一见到伴先生，我就感觉羞愧难当。

伴先生通过自己的研究成就，获得了专利收入。他是用这笔辛苦钱去从事表彰事业的。而我创建了上市企业，积累了相当的个人资产。我这样的角色居然兴冲冲前来领取奖赏，“这么做妥当吗？按理讲，我应该成为授予方才对啊！”我受到了强烈的触动。

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思考，我在自己的人生过程中获得的资产，应该以某种方式返回给社会。

当时，受日本IBM社长椎名武雄先生主办的“天城会议”的邀请，我有幸与京都大学的矢野畅先生相识，后来又有机会多次见面交谈。

1982年前后，矢野先生提出，“在京都如果有一个场所可供京都学派的人展开讨论就好了。稻盛先生，你作为经济界人士能不能提供帮助”。这样，在学界和经济界之间进行知识交流的“京都会议”就开始了。

到了1983年前后，我与矢野先生谈起了在伴纪念奖上的想法，矢野先生说:“这是一个好主意啊。务必要付诸实施。但是，如果要做的话，就要做成像诺贝尔奖那样的优秀的奖项。我同诺贝尔财团很熟悉，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帮忙。”当时，我对于他所说的一笑带过，并没有往更深层去想。此后，我又与资源能源厅原厅长森山信吾先生谈起了这件事。

森山先生和我一样出生于鹿儿岛，“辞去官职以后，不要通产省(现在的经济产业省)的任何照顾”。森山先生自己决定来京瓷帮忙。我对他说:“有的人赚了钱，嘴上说要趁着年轻，将钱回馈给社会，但随着年龄增长，慢慢变得吝啬起来，最后放弃了初衷，这样的人不少。我拥有部分京瓷的股份，也想回赠社会，但周围的人认为从年龄上讲，还为时过早，我正感到困惑。”森山马上说“不，一点不早。应该说干就干。我在通产省时，曾成立过好几家财团，我可以帮这个忙”。

这样，到1984年4月，我将自己保有的京瓷股份及现金共200亿日元作为基金，设立了稻盛财团。

在公布了表彰事业的宗旨后不久，由矢野先生介绍，我们去拜访诺贝尔财团，并表达敬意。

当我们将表彰事业的有关计划向时任诺贝尔财团的专务理事拉米尔男爵报告以后，男爵说道:“这太好了！诺贝尔财团由衷支持。”

当时，我问:“像诺贝尔奖这种国际大奖，在表彰工作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什么？”他说:“最重要的是国际视角的评审的公平性和严肃性。另外，要有可持续性，从而树立奖项的权威性。”为了对诺贝尔财团表达敬意，我们决定在第一届京都奖上，赠予诺贝尔财团特别奖。

另外，作为诺贝尔奖的理念，有“诺贝尔遗言”。在创立稻盛财团，运行京都奖这一表彰事业的时候，我制定了“京都奖的理念”。尔后京都奖的审查、运作都要依照“京都奖的理念”进行操作。

在京都奖的理念中，首先揭示的是表达我自己人生观的一句话:“为世人、为社会做贡献是人最高贵的行为。”从很久前开始，我就考虑要向培育了我的人、向人类社会、向世界报恩。这个报恩的愿望应该用什么形式付诸实践，我思考过许多方案。

另外，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不为人知的、默默努力的研究者，却没有多少奖项来鼓励他们，让他们因获奖而感到由衷的高兴。向这样的人提供奖赏，也作为创立京都奖的理由，写进了“京都奖的理念”。

还有，现在，与科学文明的发展相比，在人类精神方面的探究大大落后了。但是，科学技术和人的精神道德决不应该互相对立。我认为，这两者如果不能平衡发展，将来就很可能招致人类的不幸。

从这点出发，京都奖必须有助于科学文明和精神文化的平衡发展，以致对人类的幸福做出贡献。对此表达的强烈祈愿，也写进了“京都奖的理念”。

现在，京都奖在评审阶段，当评审遭遇困惑的时候，评审委员们就会说:“那么就再一次回到京都奖的理念这一原点，重新审议吧。”他们把这个理念常挂心中。可见这是一个“活着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