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仔细观察整个西方的结构，比如说到底谁喜欢抗议，谁喜欢上街，谁喜欢打砸抢，有些人群似乎是固定的，比如说学生群体，少数族裔，美国也一样，美国每次只要有社会运动，总是大学+少数族裔。

现代社会，那种“工厂工人”的数量变少了，尤其是像法国这类发达国家，如果从广义工人上说，不仅包括工厂工人，还包括私营部门雇员、公共部门工作人员、教师、护士、基层公务员等等。

这些人利益并不完全相同，但是如果仅仅就“法国”这个国家，他们存在共同点：生活水平不仅取决于每月工资，也取决于国家提供的养老金、医疗、教育、住房支持和失业保障。

具体到法国这个国家，法国公共开支占了整个GDP的57%，也就是说，法国大部分经济实际上是依赖于公共开支的。

在法国，国家通过养老金、医疗和其他社会保障，承担了部分原本由家庭、个人储蓄或私人保险承担的风险。

因此法国工人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工人，更加的“体制化”。

过去，工人可能直接要求雇主提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现在他们还需要懂养老金计算方式、医疗报销、社会保险缴费规则和公共预算。要把这些要求写进法律。工人斗争的对象是维护既有制度规则。

法国的养老金很说明问题，法国社会保障支出比欧元区平均水平高出国内生产总值的5%，其中养老金支出就占2.2%，医疗支出占1.5%。

法国工人的利益不再只是雇主给多少工资，还包括“几十年后能不能退休”“已经缴纳的保险是否能兑现”。

工人不仅是要求国家重新分配收入的人，也是必须维护现有分配制度的人。

如果工人要求提高工资，他主要面对的是雇主。
如果工人要求维护养老金，他需要面对政府、议会、社会保险机构、预算规则和其他社会群体。阶级斗争的一部分，就从工作场所进入了国家制度内部。

法国工人当然可以罢工反对政府，但其目标往往是阻止政府修改养老金制度。

因此，在2023年闹得轰轰烈烈的法国运动，工人和工会进行了大规模动员，争议的中心是政府改变既有退休规则。

这就是体制化的一种表现：维护现有的制度。

也就是说，哪些在法国还在工作的人，属于“体制内部的人”。
在法国有固定工作的这一批人，属于既得利益阶级。

那些已经获得稳定就业、养老金权益和社会保障的人，可能更倾向于维护既有制度；那些无法充分进入这些制度的人，则更容易质疑它的合法性。

年轻人还没有什么制度性保障，但是现有制度的成本可是结结实实承担了，他们没有稳定职业，没有稳定住房，养老金问题距离他们还很远，但是就业问题，生活成本和未来福利问题是结结实实摆出来的。

而对于临时工，失业者来说，那些拥有稳定工作的人可能会担心罢工带来的损失，但是这些临时工，失业者本身收入就不稳定，劳动力市场议价能力不足和职业前景不明，他们没有那么在乎罢工。

低收入和边缘化群体，很难获得稳定工作，又感觉自身本身就处于主流话语权之外，对他们来说，反抗的可能都不是某个政策，而是整个社会对自己的忽视。

至于少数族裔，被经济排斥+身份呢排斥，可能更丧失归属感，更怀疑目前的政治地位。

更复杂的是，一个人往往同时拥有多个身份的叠加，比如说一个黑人年轻学生，同时未来还找不到工作，那么这些人就更加有动力搞一些政治运动，本身就一无所有，所以也没什么可损失的。

第一，规则不是激进派制定的，为什么要激进派承担后果？

法国现有的财政制度、养老金安排、公共支出结构和政治代表机制，都是在漫长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如果一套制度在过去作出了长期承诺，后来却发现这些承诺越来越难以兑现，那么调整成本应该由谁承担？

一个年轻人没有参与几十年前的养老金制度设计，也没有享受过几十年的稳定就业和缴费积累，却可能需要面对就业不稳定、住房负担和未来养老金规则的不确定性。

第二，激进派不是现有规则的最大受益者，甚至可能是受害者，为什么要维护现有规则？

对于已经获得稳定就业、养老金权益和社会保障的人来说，现有制度可能意味着安全感。即使他们对政府不满，也可能希望保留这套制度。

但对于一些年轻人、失业者和边缘化群体来说，难以进入稳定就业市场，教育不能带来预期的社会流动，住房越来越难以负担，而政府又以维护财政稳定为理由要求他们接受更多限制，那么他们为什么要维护现有规则

第三，现有规则已经失败了，法国财政危机就是证据，但这不是激进派的错。

法国长期存在较高的公共支出和财政赤字压力，这个压力一直持续存在，保守派是非常清楚的，今天法国财政危机已经证明了整套规则其实就是失败的，已经无需要激进派来证明了。

因此如果这批激进派能干出点什么事，来促成目前既有规则的改变，这本身就是好事，因为无论如何现有规则都会改变的。

目前阻挡规则改变的并非激进派，而是保守派。

是目前被体制化的这批人，无论他们是谁，他们才是阻挡改变规则的一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