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大家开始频繁讨论起劳务派遣这种用工制度，我想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谈谈这个问题，总的来说，劳务派遣就是一种以老实人为燃料的制度。

从2011年开始，我以劳务派遣员工的身份在国家博物馆工作了近十年，所谓的劳务派遣具体来说是这样的，即我在国博工作，当讲解员，有办公室，有工位，有制服，有设备，这些方面都和国博的正式员工一样，然而，从法律上的劳务关系来看，我并不是国博的职工，而是文化部人才中心的职工，没有事业单位编制，是这个人才中心派遣我到国博完成用人单位安排的日常工作，这种三角关系就是所谓的劳务派遣。

从打工人的角度出发，劳务派遣带来的第一个弊端就在于同工不同酬，我刚入职时，讲解员所属的社教部大概有1/3的同事是劳务派遣身份，部门里所有人的日常工作是一样的，都是去展厅讲解，接待参观团体，写讲解词，准备一些专题课程，有时也在一些庆典活动中做礼仪，但在工作内容完全重合的情况下，劳务派遣员工的收入大概只有在编员工的70%，有时甚至更低，这让我们派遣员工颇为不爽，派遣员工付出了同样的辛劳，有时候甚至更多更快地完成了任务，比如率先拿下了一个新展的讲解，或者在一个月中完成了最多的讲解小时数，但在我刚参加工作的几年间，这些都没有改变收入上的不平等。

但那时候和我一起入职的都是同龄人，大家刚从学校毕业，一腔青春赤诚，而且，80年代末出生的这批人，小时候被理想主义照耀过，对于那种“比待遇，越比心胸越窄，比奉献，越比境界越高”的叙事还是买账的，再加上彼时国家经济昂扬向上，社会氛围宽松振奋，同工不同酬这事我们也就没计较。

劳务派遣的第二个弊端，在于完全不给人希望，对我们这代人来说，理想主义的保质期大概在5年左右，因为到了这个时间段，当年一起入职的在编员工，就已经可以在职称上更进一步了，在国博里，随着工龄增长，职工可以申请更高的职称，比如助理馆员，馆员，副研究馆员，乃至研究馆员，最高级的这个研究馆员也被我们称为正研，属于正高级职称，和高校里的教授是同一级别，当然，薪资待遇也会随着职称一起变高，然而，我们劳务派遣员工从法律关系来看，根本不是国博的员工，那当然也就没有资格申请这些职称，连最低级的助理馆员都不行，而且，这还不是一个暂时情况，是永久性的限制，这意味着哪怕你以劳务派遣的身份在国博工作二十年，你的身份还是和刚参加工作时一样。

尽管，我们刚入职时就被告知了这一点，但知道这件事和亲历这件事在感受上是完全不同的，看着当年一起入职的同事在职称上更进一步，我和其他派遣同事陷入了巨大的焦虑，也正是从那时起，我心说绝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单位里，年轻人想要出头，就得在外面打拼，这就是我当年做自媒体最初的动机。

我已经离开国博六年了，如今回过头来看，这种劳务派遣制度无论是给职工还是给用人单位，都带来了损失。

从职工的角度来说，更低的收入和被封死的发展前景，显著加剧了人的沮丧和焦虑，那种“无论你怎么努力都没用”的切身经历，会在短短几年内把一个人的责任心、荣誉感和能动性消耗殆尽，我讲得精彩生动，不会因此多拿一分钱工资，我背点水词把讲解糊弄过去，谁也找不出我的茬，那就混呗，老子还特么省事了呢，我当年在各个博物馆交流时，见过很多这样心灰意冷的同行，他们事业上最具发展潜力的几年，就在这种外部施加的自暴自弃中荒废了。

从用人单位的角度讲，劳务派遣远不如正式编制稳定，想要解约开除就是领导一句话的事，所以派遣员工没啥安全感，很少有人会愿意在这么不稳定的环境中沉淀长期经验和技能，一有其他机会，派遣员工选择离职是个大概率事件，这也造成了很多博物馆极高的员工流失率，新招人又得从头培训，好不容易培训出来了，人又找下家了，长此以往，派遣员工要不离职，要不混事，整个部门业务水平上不去，就靠几个老实人勉强维持。

当年的我是个异类，我额外做了很多努力，摸索沉淀，最终在网络上获得了收入和影响力，那时候我已经结婚了，肩负起养家的重担，为了对冲劳务派遣带来的低收入和不稳定等风险，我愈发频繁地参加馆外的商务活动，这也引发了单位不满，说我把部门风气都变浮躁了，以至于派遣员工们人心思变，我虽然嘴上认错，但依然继续寻找各种机会增加自己的曝光和收入，因为我知道，身为一个劳务派遣人员，单位并不在乎我将来的发展，能对自己人生负责的只有我自己，如果我接受训诫，放弃外部的机会和资源，回到单位里做一个闷头听话的老实人，默默地燃烧自己，那随着年龄增长，我最终面临的将是窘迫又没有保障的人生。

到头来，劳务派遣制度形成了一个悖论，一个人越是得不到保障，就越想在外面寻找机会，而越是在外面有机会，人就越有倾向和能力离开，这特别像《进击的巨人》里那样，越是战斗力强的士兵，就越有机会被选拔为宪兵，驻防到安全的内地，远离危险的前线，所以越能打就越不用打，能力越强就越不用负责，抗锅填线的都是别无选择的老实人。

劳务派遣这个制度的本意是给用人单位节省成本，雇人干活时少花点钱，但以我之见，劳务派遣虽然省下了一些像钱这样的有形之物，但却浪费了更多的无形之物，很多年轻人的责任心，荣誉感，能动性，乃至进取精神，在劳务派遣制度下被肆意挥霍践踏，当社会上这些无形之物亏欠到一定程度后，客观规律一样会启动清算，今天的我们已经在各个行业见到了端倪，而且，我认为，在无形之物的清算中，当年节省下来的钱也会被以其他形式填回去，甚至填回的更多更惨，代价由全社会承担。

孔子在《论语·颜渊》中曾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句话过去被认为是维护封建礼教，但其实孔子的本意是在阐述一种义务对等原则，也就是说，君主有君主的样子，臣子就有臣子的样子，当爹的有当爹的样子，子女就有子女的样子，在对等原则之下，大家依照身份各尽义务，国家也就治理好了。

孔子认为，人应该依照身份尽义务，我非常同意，人是什么身份，就尽什么义务，正式身份就尽正式义务，临时身份就尽临时义务，用年轻人的赤诚和理想转嫁财政上的成本，把老实人的别无选择当作顺从和理解，拿他们的青春和乃至人生当作燃料，以维持组织低成本运转，不合古圣之道。

当年国博北门外，立着一尊巨大的孔子像，我上班时，曾无数次从他的目光下走过，如今回想起来，这位圣贤当年的注视，可真是意味深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