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00亿金融大补血！所有人都在等降息，我却看到一个被忽略的隐患！

9 月 6 日，一条重磅消息刷屏：财政部再次出手，向工农中建等国有大行、六家保险机构以及政策性金融机构注资 3600 亿元。

加上去年的 5000 亿元，短短两年之内，国有金融体系已经拿到了超过 9000 亿元的财政补血。

消息一出，全网的焦点几乎高度一致：注资来了，是不是意味着降息、降准已经不远了？

大家热切期待货币政策宽松，盼望融资成本下行，盼望更多活水流入实体经济。这个期待完全可以理解。给银行补充资本金，初衷，就是加厚金融的安全垫，让银行有底气加大信贷投放，托举经济大盘。

可是，在一片对宽松的期待声里，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很少有人谈起，而这恰恰是我心里最放不下的担忧：

连续两年大规模的财政注资，会不会慢慢培养出一种保姆式的路径依赖？

我们可以借助巴塞尔协议的经典公式，再结合2022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戴蒙德的金融理论，把这件事理清楚。

资本充足率=合格资本/风险加权资产
这是衡量银行稳健性最核心的标尺，巴塞尔协议划定的最低红线是 8%。

要把这个比率提上去，路从来都有两条。

一条路，是向外输血。
财政注资、发行二级资本债、定向增发，都是在做大公式里的分子。这条路直接、高效、见效快。这也是这两年我们最常看到的解决方案。

另一条路，是向内造血。
这条路不去求助外部资金，而是在分母上做文章。
多投放低风险、高质量的贷款，优化信贷结构；下大力气清收、处置不良资产，把那些风险权重高达 150% 的问题资产清理出去；审慎克制高风险业务的扩张。不用扩大贷款总规模，只要资产质量提升，风险加权资产这个分母就会自然缩小，资本压力就能得到有效释放。

戴蒙德，这位拿了诺奖的金融学者，用一生研究银行的脆弱性与金融危机。他有一句振聋发聩的警示：

常态化、没有边界的外部兜底，是滋生道德风险、消解机构自我约束最危险的土壤。

道理很朴素。

如果资本不够了，总有人来补上；压力来了，总有人来托住。那么，深耕风控的动力、啃硬骨头清收不良的决心、大刀阔斧调整信贷结构的紧迫感，就很容易一点点松下来。

资本充足率告急？不必向内深挖潜力，不必忍受转型的阵痛，静静等待财政注资，难题便可迎刃而解。

长此以往，金融机构很容易慢慢失去市场的压力感，把兜底当成常态，把外力当作首选。

尤其要看到，今天的财政，本身就处在紧平衡之中。民生支出、养老保障、基层运转、补短板的基础设施，每一个地方都嗷嗷待哺。每一元财政资金，都是全体纳税人的宝贵资源。它可以用来应急，但不该用来成为一种常规的、源源不断的补给。

我始终坚持一个观点：

国有银行、国有保险等金融机构的资本金补充，必须坚持以内部造血为主，以财政输血为辅。

财政注资，是危急时刻的底牌，是防范系统性风险的最后一道防线。它可以救急，但绝不能成为日常操作。

一个强大、稳健的国有金融体系，不该是一个永远需要国家投喂的“巨婴”。它应当是一个有自我审视、自我革新、自我修复能力的成熟市场主体。

财政可以托底风险，但不能包办经营。

今后再考虑给国有金融机构补充资本的时候，有一个原则应当摆在前面：先挖潜，后输血。

优先通过提升经营效益、优化资产结构、加大不良处置，从内部释放资本空间。把财政注资，留给那些真正的极端风险场景。

压力不是坏事。适度的压力，才是改革最大的动力。

把经营的担子更多留给机构自身，把公共资金的兜底功能留给最紧要的关头。唯有如此，我们的金融体系，才能练出真正强健的筋骨，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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