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高中大学衔接班”新闻的时候，我刚在海边的树林里躺下来。眼前是一对恋人在看书，远处是一群孩子雀跃喊叫着冲进海里。

我其实很少再有“欧洲人凭什么过得这么好”的念头。我觉得过去二十年，也算尽力地、纵情地活过了。但真正刺到我的画面，往往还是看到欧洲小孩的生命状态。孩子们的状态，看不见的教育如何发挥作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一个社会的成色。

难过的不只是我已经没办法如此重新长大一次了，还有我关心的孩子、家人，或者无数陌生的孩子——本来也可以这样，在爱和天真里长大。

难过之外，我也感到愤怒。教育是一件让人无力的事情，它是一个生态系统。

每次遇到这种“幸福过于满溢的时刻”，或者说我称之为“索多玛场景”的时候，很多人大概都会生出一丝想当父母的冲动。那是一种很本能的parenting 诱惑。你就在眼前看到，孩子的幸福和天真原来真的是可以被保护的。世界当然还是很糟糕，但生活是可欲的，幸福是可能的，活着是值得的。

我上次把这些发小红书，还有人被冒犯到。但那些为了孩子而远渡重洋的父母明白我在说什么。

孩子们咯吱咯吱笑着冲向大海，在沙滩上堆起一个个城堡。大人牵着他们的手认花、认鸟，在森林里散步。吃饭的时候，也被当成一个真正的人，参与成年人的谈话。

来找我玩的好友，第一次到欧洲的时候，我注意观察ta们最惊讶、也最容易感到一丝难过的，好像都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平等的心灵，普通人的尊严，还有满大街天真烂漫的孩子。说到底，都是同一件事。

十几年前，我开始去欧洲朋友家里做客，看ta们长大的地方和所谓原生家庭，看他们小时候的照片，我是那时候才开始反思我们教育里，关于好孩子和坏孩子的叙事，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那些十几岁的时候逃课、打架、喝酒、干各种叛逆事的孩子，如果放在我们的语境里，大概都属于坏孩子——但听下来，所有人都是坏孩子啊。后来呢？二十年、三十年过去了，ta们成了律师、记者、学者、艺术家、银行职员、公司白领，当然也有人是技术工人、酒店经理。聊起当年的莽撞和顽皮，ta们还是会笑。如今只是长大了而已。“坏孩子”，也就是所有孩子。

教育容纳了ta们的特点和缺点，时间慢慢流过去，“坏孩子”各自长成不同的人。

朋友在撒丁岛的朋友，这几天一直跟我们一起露营。他四十多岁了，有个习惯，每天都要在沙滩上堆一座城堡，而且堆得特别认真。你别说，还真挺厉害。有时候看着像高迪的建筑或权游里的君临城。傍晚涨潮的时候，巨大的城堡一点点被海水吞掉，又重新变成流沙，很有宿命感。

今天另一个朋友八岁的儿子也加入了。两个人蹲在沙滩上研究了半天，看着都挺专业。反正都是玩沙子。城堡堆完以后，两个人对视了一眼。

“Bagno？”“Bagno.”（下水、沐浴）

然后转身朝海里走去。我盯着他俩的背影。

那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和这个八岁的男孩，看上去好像没有什么根本区别。都还在这么玩着，都还会为一座沙子堆成的城市兴奋。

而我和来找我玩的记者朋友，这几天听到了很久以来最震撼的一句话，它来自一位国内公立学校的老师。她跟我们一起旅行了几天，也在看到意大利人的真实生活，以及社会对待孩子的态度之后，表示“有些难过”。

新学期快开始了，她又要回到那个教育系统里去。我问她：“如果有一天你有小孩，你会送ta去你教书的学校吗？”她几乎没有犹豫。“当然不会。”

我又问：“那你会怎么概括那个公立教育的系统？”

她说：

“只筛选，不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