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帖子让我想起老师说我们专业有一个硕士写的毕业论文，就是讨论在泰国清迈的日本陪读妈妈们，对于给家人准备便当这件事的看法变化。
所有被采访者都表示更喜欢呆在泰国——因为可以随便去超市买方便食品作为孩子或者丈夫第二天要带去上学/上班的便当食材。很多时候也不用做晚饭，一家人可以自由的点外卖或者去餐厅吃。因为离开了日本，没有亲戚朋友邻居以及其他日本人（比如说孩子的老师/同学、丈夫的同事/领导）带来的社交压力。这里的日本家庭主妇可以得到更大的自由。
这篇论文用到了 Butler 的 gender performativity性别表演性理论。很多女性表面上是在做一项大家觉得完全可以被其他方法取代的家务劳动（比如凌晨爬起来准备一家人不同需求的早饭），她们心里清楚这项家务劳动很折腾人，但是她们在那个环境下没法简化，因为她们是在通过做这个家务来持续的展现出“我是一个合格的女人/妻子/母亲”的性别形象。
在日本社会千年的规范下，便当已经不只是食物，它变成了女性展示自己是否成功履行妻职、母职的一种可见符号。
而她们离开日本以后，首先消失的未必是性别规范本身，而是维持性别规范的观众们。在泰国，没有人知道她今天给孩子便当盒里塞的是微波炉辅热的冷冻食品还是花一小时亲手做的玉子烧；没有人知道她晚上到底有没有给丈夫做饭；一家人今天叫了外卖，也不需要向婆婆、邻居或者其他妈妈解释。
当社会监督降低以后，她们原本被包装成“个人选择”“母爱”“贤惠”的很多行为，也随之减少了。
同样是日本女性、同样是妻子和母亲，只是把社会空间从日本换到泰国，她们对便当以及很多家务的实践就发生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