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不是请客吃饭 （一）供给与需求
七月的消费数据已经出了。我相信大家这种不冷不热的数据，已经没有什么谈论热情了，期待扩大消费政策落地的人也越来越少了。
就在这种“数据不冷不热、舆论讨论疲劳”的氛围中，上海地铁却传来时隔21年涨价听证会的消息。这个看似孤立的事件，恰好把消费问题中最尖锐的矛盾摆到了台面上。
上海地铁票要涨价消息一出，各种质疑反对的声音不绝于耳。这里吊诡的事情就发生了。买票坐地铁是不是消费呢？当然是。地铁涨价是有没有扩大消费呢？当然扩大了。那么为什么大家一边哭着喊着要政府扩大消费，等到真正扩大消费的政策发布了又开始齐声反对呢？这是双标还是叶公好龙？
可能很多人要说，提升消费的根本是提升居民收入，只靠提升垄断价格行为只会压缩居民消费。如果这个说法是正确的，那么美国医疗消费高昂到白人良家子当街枪杀保险公司CEO的程度，都没有抑制美国人民的消费能力，这又是为什么？
有人又会说，那是美国人按人发钱提升居民收入了。其实观察一下美国的基本宏观数据，我们就不难发现，自2006到2026年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3.7％，而居民医疗消费支出年均增速是5.08％。这种数据的背离显然并不支持，高收入带动高消费这样简单的逻辑归因。
为什么会如此呢？实际上消费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需求侧的收入问题，而是一个供给侧需求侧的双面问题。居民收入增加，消费增加，这类叙事是典型的需求侧叙事。那么什么是消费的供给侧叙事呢？
古代的盐税就是一个典型的供给侧消费叙事。
从汉代的盐铁论开始到晚清，盐税一直是中国历代朝廷最重要的财政收入之一。盐税是一种基于刚性消费的人头税。盐是每个人必须消费基础物资。一个人不吃盐，一周之内就会危及生命。你不消费盐就会死，盐的价格没有弹性。所以历朝历代只要控制了产盐区，政府就可以通过提高盐的价格强行提升居民在盐上的消费支出。只要维持高盐价，那怕粮食欠收收入降低，农民都依然会掏空钱袋子消费食盐。
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到盐税了呢？因为现代社会有产生了比食盐销售效率更高的供给侧消费。比如金融，保险，医疗，交通等等各种社会公共服务品。这些行业与食盐一样同样具有三个特征：供给端高度垄断、需求端高度刚性、价格弹性极低。但与食盐不同的是，它们覆盖的人群更广、资金规模更大、支付方式更隐蔽，因此成为现代国家更有效的供给侧消费工具。
我们谈论消费往往只想到需求侧的收入问题，而几乎很少有谈论供给侧问题。这其中的原因在于，改开之后我们主流经济学教育是照搬美国为首的西方经济学。美国经济制度有一个特征，需求侧的叙事往往被包装成，法案，辩论，行政令等政治活动融入公众的日常生活。而美国供给侧的叙事则在私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规训下，固化进了私人资本之中。
那些行业，那些地区可以分配到什么样的资金项目，这些需求侧的问题都是允许公众知晓公开讨论的；保险价格如何，医疗项目如何定价，这些是私人公司的特权，不仅公众无从干预，甚至连政府都难以介入。路易吉正是这种供给侧祖宗家法下的个人悲剧。要问为什么？回答就是，私产神圣是祖宗家法不可轻动。
改开后的经济学教育，把中国人对消费观念简化成了一句话，消费就是政府请客，民众吃饭。所谓的政府请客，就是政府使用各种有形之手，调节资金资源的分配或者再分配，尽量的往居民的饭碗里多扒拉资金资源，政府请客豪气了，居民就会敞开来消费。
这种对消费巨婴式的理解，显然与我们国家的真实治理模式是格格不入的。如果我们仔细考察我们国家对供给侧消费的管理模式，我们就会发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里，消费绝非请客吃饭，而是一道防波堤。
回到开头的地铁涨价争议。如果我们承认供给侧消费的长期存在，那么真正值得问的问题就不是“该不该涨价”，而是“为什么在过去21年里它一直不涨价，现在却突然要涨价”。
这是因为我们国家其实充分认识到了供给侧消费具有严重负外部性。通过供给侧扩张消费是一种涸泽而渔的行为。这不仅是我们国家几千年以来的治理经验总结，也是我们80年代后期价格闯关时期遭受到社会动荡的血泪教训。所以90年代后期除了房地产之外的少数领域，绝大多数的供给侧消费价格都被关进了笼子。
地铁只是众多被“关进笼子”的供给侧消费项目之一。更典型的例子是电力。回顾电价上涨史，可以发现一个规律：大部分涨价集中在经济危机期间。
至今我们还能在网络上考古到2009年古早公知写的请愿书<金融危机面前慎言涨价>
http://t.cn/AXpbaI3r
正如这篇古早公知请愿书所言“当前，全世界都在闹金融危机，不光是企业，普通百姓也正遭受“经济寒冬”之苦，可是，某些行业的涨价之声近来却不绝于耳。水电气是百姓日常生活离不开的必需品，这也涨，那也涨，虽然每次涨价的幅度都不一定很大，但由于涉及的面很广，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将是非常大的。”
在经济危机期间降低居民企业成本帮助他们渡过难关是农妇都应该知道的简单道理，然而我们国家的管理者却反其道行之---在每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都会把供给侧消费放出来涨价，98年，2000年，08年，15年，18年，21年，次次如此毫无例外。
这种在危机期间提价的反常操作，说明消费在中国的经济管理者眼中与他们的美国同行有着本质的不同。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需求侧的消费改善用于取悦选民的公开政治，而供给侧消费再分配则是取悦资本的秘密政治。然而在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即不需要取悦民众更不需要取悦资本。当然有人会说我们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实际上为人民服务和取悦民众不是一回事，这不是今天的讨论重点将来有机会我再另外撰文详述。
中国的经济管理者即不把消费当作简单的“惠民工具”，也不把它当作“讨好资本的手段”。消费在他们眼中，更像一道抵御外部冲击的防波堤。要理解防波堤的作用机制，必须引入一对关键概念：境内价值实现与境外价值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