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世界杯期间纽约客算是最让我感觉斯文扫地的大媒体，英阿半决赛后纽约客发布了Ishaan Tharoor撰写的专栏I won't cry for you, Argentina（标题戏仿了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自居“全球南方主义”的进步派，抨击阿根廷队是如今“既得利益团体的代表”，“如果这届世界杯有一个反派，那就是阿根廷。”为了输出左翼思想的同时攻讦阿根廷队，不惜把米莱与阿根廷队捆绑，批评梅西“谨小慎微不做表态”，甚至造谣决赛时米莱将坐在特朗普旁边一同观赛（实际上并没有）。即便费尽心机罗织，证据也异常单薄，全文都是立场先行复读刻板印象的情绪输出。连迈阿密先驱报的记者同行都讽刺了一句“报道过阿根廷的记者间有一条不成文的定律：一篇关于阿根廷的文章质量与使用‘哭泣’一词的次数成反比”。

阿根廷民族报两天后发表了一篇回应文章：Nadie tiene que llorar por Argentina（没有人需要为阿根廷哭泣），写得非常精彩，从足球、历史、经济、意识形态多方面做了陈述。原文比较长，且前情是针对纽约客的专栏，这里节选两段：

“阿根廷社会和其足球文化中存在种族主义，本届比赛所有参赛国也都存在种族主义，包括那些花了一个月时间来持续审判阿根廷的评论家所属的社会。我所反对的是偷换概念：从批评一句种族主义口号，演变成将一支26人的球队，以及其背后经历了三年经济创伤、拥有4600万人口的国家，塑造成了一场帝国之间锦标赛里的终极反派。与其说批评家在反对种族主义，不如说这更像殖民主义剧本里最古老的戏码：性格或道德上有缺陷的，永远是身处边缘地带的人。

“这种所谓的性格缺陷在足球叙事中也有对应的表达。听听那些英语评论员这一个月的说辞，你就会学到一个道理：阿根廷队不是赢球，而是作弊。盘外招、厚颜无耻、阴险狡诈……这套歧视语码比我们所有人都要古老。在这套话语体系里，拉丁球员是‘狡猾的’，欧洲球员则是‘求胜心切’；拉丁球员是‘脏汉莽夫’，欧洲球员则是‘铁血硬朗’。这些指控出自那些退役后转行做电视评论员的前球员之口，而他们当初之所以被捧上神坛，恰恰是因为他们在球场上的暴力行径：罗伊·基恩最臭名昭著的一次飞铲就是对埃尔林·哈兰德父亲的蓄意报复——他在自传中亲口承认——但在英国，这种暴力行为被包装成传奇、血性和‘老派英格兰足球’来大肆宣扬。我们的犯规被视为病态；而他们的犯规却成了足坛佳话。”

很多阿根廷媒体人士也指出，纽约客文章里质问阿根廷为什么不能像打扫球场的日本人、友善的韩国人那样“讨人喜欢”，根本原因是，这些国家队都被淘汰了，阿根廷哪怕“跌跌撞撞”却挺进了决赛。面对民族报的回应，纽约客作者Ishaan Tharoor形容为“我很震惊竟然有这么多阿根廷人如此在乎一个远在天边的人（someone very far away）对他们国家队的看法”。这份措辞再次引发阿根廷记者的批评：是什么让你觉得阿根廷人阅读纽约客是奇闻？在你看来阿根廷就不配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国民撰文反驳吗？甚至民族报文章的作者Luis Schiumerini一点也不very far away，他是一名44岁在美国圣母大学担任副教授的阿根廷学者。也有人比照Tharoor的履历，说一个高等种姓印度裔、父亲是联合国官员、继承显赫身家资源的美国精英，居然自诩“全球南方主义者”批评一群真正来自南美发展中国家、大多出身贫民窟或底层工薪家庭的球员是“既得利益者的代表”，还有比这更加虚伪讽刺的吗？

世界杯决赛后，纽约客又继续刊文“方法战胜了疯狂”（Method Beats Madness at the World Cup Final），将西班牙誉为欧洲的代表，现代足球工业中心，阿根廷则是“其他地区”的象征，一支主要由狂热驱动的、有缺陷的队伍。再次印证了民族报文章的观点：他们竟然依旧在用十九世纪的分类法来描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