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在上海，租住在虹口区一栋老弄堂的阁楼里。房东是个收租的老太太，三楼那间朝北的屋子租给一个做投资的男人，西装革履，每天早出晚归。四楼朝南的，住着个弹古琴的女孩，声音清泠泠的，常在黄昏时响起。

有一回阁楼漏水，我上去找房东。老太太正坐在天井里剥毛豆，朝楼上努努嘴：“你看，三楼那个，以前穷得叮当响，刚来上海时睡过天桥底下。现在有钱了，回来倒垃圾都腰板挺得笔直。”顿了顿，又朝四楼扬扬下巴，“这丫头古琴弹得好，拿过奖的。可有什么用？她爸上个月来，还骂她不务正业。要是她弹钢琴，恐怕就不一样了。”

老太太说话时手里不停，毛豆噼里啪啦落进搪瓷盆里。那声音清脆，又带着一种见惯了世事的凉薄。

后来三楼的男人换了辆更好的车，四楼的女孩退租回了老家。搬家那天我去帮忙，她抱着那张蕉叶式的古琴走下楼，琴囊上落了灰。楼下的阿姨探出头来：“这什么呀？这么长一包，装鱼竿的吧？”女孩笑了笑，没解释。我送她到弄堂口，她忽然说：“你知道吗，我在这里弹了四年琴。对面那栋楼的人从来没听见过。”她抬头看了看那扇她住了四年的窗户，“他们只看得见楼上那个开奔驰的。”

那句话让我琢磨了很久。

想起一个做田野调查的朋友。他在西南山区跟了三年傩戏班子，录了几百小时的唱腔，整理了十几万字的脚本。回北京后想申请研究经费，被专家一句“这有什么现实意义”打了回来。可同一年，另一个团队去东南亚拍了一组有钱人收藏的翡翠，做成纪录片，拿了很大一笔赞助。“翡翠有现实意义，”朋友苦笑，“可以拍卖嘛。”

你瞧，人还是那些人，事还是那些事，只因贴着不同的价签，便有了天壤之别的待遇。

但这事不能全怪旁人势利。我们自己难道就清白吗？前些年有个写诗的亲戚，逢年过节总被大家挤兑，说他酸，说他飘，说他写的那些东西谁看得懂。后来他的一首诗被某位名人引用，上了热搜，一夜之间成了“有才华的表弟”。再见面时，长辈们捏着他新出的诗集，啧啧称赞。他悄悄对我说：“还是那些诗，没改过一个字。”我看着他被众人围在中间，忽然觉得命运真会开玩笑——从前他像一株野生植物，谁都能踩一脚；现在他被移栽进精致的花盆，便身价百倍了。

可这“身价”到底是长在他身上，还是长在花盆上呢？

我外婆不识字，但说得出最朴素的道理。小时候家里穷，父亲偶尔买条鱼回来，外婆必定先把鱼头炖汤，鱼肉留着明天吃。邻居看见了，总说“穷酸相”。后来家境好些了，外婆照样先炖鱼头，邻居却换了说法：“会过日子。”外婆笑着摇头：“鱼头还是那个鱼头，变的是他们的眼睛。”

那双眼睛，看的是人，也是人的钱包。

前些日子回老家，在街上遇见四楼那个弹古琴的女孩。她已经结了婚，在县城开了间小小的琴馆，教几个孩子。我们去巷口吃馄饨，她说起当年的事，语气淡淡的：“其实我也不怨他们。你想想，一个人连饭都吃不饱的时候，你让他欣赏《广陵散》，那不是为难他吗？”她舀起一个馄饨，“我现在教孩子，第一课就是告诉他们：琴是弹给自己听的。别人说好说坏，那是别人的事。”

馄饨的热气扑在脸上，我忽然觉得她比当年在上海时更舒展了。她从前像一根绷紧的弦，等着被听见、被认可；现在那根弦松弛下来，反而弹出了真正的音色。

所谓“看透人间百态”，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不是愤世嫉俗地觉得世人皆傻，也不是清高地与世隔绝，而是终于明白：别人怎么看你，是他们的功课；你怎么看自己，才是你的修行。穷的时候，不必解释你做的事有多大的价值；富的时候，也不必炫耀你的一切都理所当然。那些落在你身上的目光，热也好，冷也好，终究是他们的投射，与你无关。

弄堂里的老太太后来搬走了。新来的租客不知道三楼那个男人的故事，也不知道四楼那个女孩的琴声。我偶尔路过，只看见天井里那棵老槐树还在，春天开一树白花，不管有钱没钱的人都路过它，它照旧落下满地的碎玉，谁也不偏袒。

倒让我想起东坡那句“庐山烟雨浙江潮”来。未到时，千般想象；看过了，也不过是烟雨与潮。世态炎凉，看过了，笑一笑——笑红尘势利，也笑自己曾经那么在意。然后该吃馄饨吃馄饨，该弹琴弹琴，该过日子过日子。

毕竟，天底下的眼睛那么多，你只有一双属于自己的。把它看清楚了，比什么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