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很多年轻人对养老还抱有一个更深层的乐观前提：我们恰好活在一个史无前例的科技爆发期。人工智能、机器人、自动驾驶、智能医疗都在飞速发展，所以二三十年以后，今天看起来昂贵又麻烦的问题，或许早就不再是问题了。护工不够，那就用机器人；没人陪诊，那就靠AI；不会看病，那就交给AI医生；孤独，那就配一个陪伴机器人。甚至有人觉得，我们今天讨论养老院、护工和子女照护，就像一百年前的人讨论以后谁替自己洗衣服一样过时——也许到时候机器已经把整个问题都消灭了。

我为什么说年轻人？因为一般人过了三十五岁，somehow就会丧失这种高纯度技术乐观主义。

技术乐观主义想象当然不是毫无根据。未来的老人很可能会比今天的老人拥有更好的辅助技术。AI可以管理药物、识别异常、辅助诊断，机器人可以搬运、清洁、帮助行动，智能家居可以延长一个人独立生活的时间。世界卫生组织现在就在推动面向老龄化的数字和辅助技术，因为这些技术确实可能提高老年人的自主性和生活质量。

但从这里直接跳到科技会解决养老，因此我不需要关系、不需要别人，实际上犯了一个非常古老的错误：把技术进步等同于社会问题的自动消失。

社会学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反技术决定论传统。技术从来不是从实验室里凭空掉下来，然后自动改造社会的。它必须进入医院、养老院、保险体系、家庭和市场，需要有人购买、有人维修、有人监管、有人在出事时承担责任。最终谁能够使用它、使用到什么质量、失败时由谁负责，这些都是制度问题，而不是工程问题。换句话说，即使养老机器人真的出现了，接下来仍然有一长串完全不属于机器人技术本身的问题等在那里：谁买得起它？谁负责维护它？哪家公司控制着背后的系统？出了故障算谁的责任？老人认知衰退以后，谁来判断机器是不是运转正常？AI给出了两个治疗方案，谁替已经无法自己判断的老人做最终决定？护理机构为了省钱，用一台机器同时照看十个老人还是两个老人，这件事又由谁来规定？技术可以改变执行的方式，却不会自动消灭权力、利益、责任和分配这些更根本的问题。

吉登斯关于现代性的分析，其实特别适合解释这种错觉。现代人确实越来越不需要依赖某几个熟人来完成生活，但这不代表我们越来越不依赖别人了。恰恰相反，我们只是从面对面的依赖，转向了对庞大的抽象系统和专业系统的依赖。现代人不用认识发电厂的工人也能开灯，不认识银行职员也能转账，不认识医生也可以进入整套医疗体系。现代性一方面扩大了个人自由，另一方面也让个人越来越依赖自己无法完全理解和控制的复杂系统。手机支付普及后，老头老太生活更容易了吗？AI养老只会把这种逻辑推得更远。你可能不再依赖一个具体的孩子每天提醒你吃药，却会开始依赖医院的信息系统、AI模型、传感器厂商、云服务器、保险公司、设备维护人员和监管机构，共同保证你不会因为某个系统的错误而吃错药。依赖并没有消失，它只是被后台化了。这也是我觉得科技乐观主义最容易制造的一种错觉：因为我们看不见后台的那些人，于是误以为后台根本不存在。

经济学里还有一个更直接的理论，叫鲍莫尔成本病。技术进步并不会平均地提高所有行业的劳动生产率。有些工作特别容易被自动化：一百年前十个人做的计算，现在一台电脑瞬间就能完成；工厂也可以靠机器人极大提高产量。但有一类服务却存在一个非常顽固的特点，那就是它们的质量本身，就包含着一个人投入的时间。给失能老人翻身、洗澡、喂饭、处理失禁，固然可以借助机器；但一个护理员认真观察老人今天是否有异常，这需要时间。陪一个认知衰退的人吃完一顿饭，需要时间。发现老人和平常不太一样，然后停下来判断到底发生了什么，同样需要时间。你当然可以想办法提高效率，但把十五分钟的陪伴压缩成一分钟，并不一定意味着生产率提高了十五倍，有时候你只是把照护的质量削掉了那十四分钟。这正是为什么照护、教育、医疗这类高度依赖人的服务，生产率的提高通常比制造业困难得多。鲍莫尔理论真正有意思、也有些反直觉的结论在于：技术越是让其他行业变得高效，那些无法同比提高效率的人力服务，反而可能变得相对更贵。所以AI再怎么发达，也未必意味着人的照护时间会变得一文不值，甚至可能恰恰相反。假设未来一个程序员在AI的帮助下，一小时创造的价值是今天的十倍，那你要让一个有能力的年轻人放弃其他更值钱的工作，连续八小时给失能老人洗澡、喂饭、翻身，她的时间为什么反而应该变得越来越便宜？

所以问题是机器能替代多少任务，剩下那些必须由人来完成的任务，又会值多少钱。技术通常并不是简单地把一个职业整体消灭。它替代的是其中一部分任务，同时重新组织剩下的任务，也可能顺带创造出新的工作。放到养老场景里就特别容易理解：AI可以替医生整理病历，医生因此有更多时间去判断复杂病例；机器人可以替护工搬运老人，护工因此不必每天弯腰伤腰。但只要剩下的那部分工作恰好是最需要判断、信任、责任和身体接触的部分，人的作用就没有真的消失。技术淘汰的往往首先是容易被标准化的劳动，留下来的反而是最难被标准化的那部分人类劳动。

而照护还有一层，是连生产率理论都解释不完全的东西—它本质上是一种关系性劳动。国际劳工组织对照护经济的描述就明确强调了这一点：照护天然具有关系性，同时包含身体、心理和情绪劳动；它不仅是完成一个个具体任务，也包括监督、回应、判断和情感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到2025年仍然把正式长期照护称为高度劳动密集型的体系，并把招募和留住护理人员当作核心问题来对待。这里最难被机器替代的，甚至不是擦身体或者送饭这些具体动作，而是责任本身。机器人可以提醒我妈吃药，但如果她今天突然不肯吃，谁来判断这是在闹情绪、是吞咽困难、是认知障碍加剧，还是药物副作用？AI可以在异常时报警，但报警以后，谁真正赶过去？技术最擅长回答的是怎么做，而养老最后经常遇到的问题，其实是谁负责。

所以我一点都不怀疑AI会深刻改变我们的老年生活，我甚至非常希望它能改变。最好机器人能给我洗澡，AI能提前发现疾病，无人车能把八十岁的我自动送到医院。但这些技术真正可能做到的，是降低一部分照护成本，延长一个人独立生活的时间，减少家庭成员和专业护理人员承担的一部分重复劳动。这和消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是完全不同的命题。甚至还有一种我们今天很少认真讨论的可能：科技越发达，真正优质的人类照护反而越可能成为一种奢侈品。普通养老院给你的是AI监控、机器人送饭、算法排班；而更贵的养老服务卖给你的，却是一个固定的护士认识你，一个医生愿意多听你说十分钟，一个护理员知道你今天和平常不太一样。机器提供的服务可能会越来越便宜，人的注意力却会越来越贵。到那个时候，阶层差异甚至可能不再表现为谁拥有AI——毕竟大家都会拥有AI——而是表现为谁在AI之外，还买得起足够多真正的人。

所以我对未来最大的怀疑，从来不是科技会不会进步，它一定会进步。我怀疑的是另一个信念：只要科技足够进步，我们就可以不再需要制度、不再需要公共照护、不再需要可信任的人，也不再需要承担任何相互依赖。而现代社会的发展史其实反复告诉我们相反的事情：技术很少真正消灭依赖，它更常做的，是重新安排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