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各位读者是否在我针对娼妓史观日复一日的论战中，发现了娼妓史观者拥有这样一个共性：

就是自尊心和羞耻感无限趋近于零。

诸如当众撒谎被公开揭穿这样对普通人来说堪称“社死”的耻辱瞬间，对它们来说似乎什么也不是，它们甚至可以在自己的谎言被揭穿的同时，面不红心不跳的勒令揭穿其谎言的人自证。

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低自尊人格”，拥有这种人格的个体泯灭了正常的道德观念，不仅没有最基本的羞耻感，甚至可以以耻为荣。

这也验证了我之前的一个观点：

“史观”是一套用于认知和解释历史的意识形态理论框架，它往往是一个逻辑自洽的庞大理论体系，如果没有专门的学习，是无法掌握的。

所以对大多数毕生都对此既缺乏能力，也没有兴趣的人来说，“史观”其实是“三观”的一部分，具体实践方式是“假设我本人在那种历史条件下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然后以此作为“立场”。

就像那个喊出“我阿嬤是自愿的”那个台湾学生。它阿嬤到底是不是自愿的？历史已无从考证，但它自己肯定是自愿的，它将自我情景代入的结果强行安在它阿嬤头上，进而试图去解释日本法西斯的慰安妇制度，这就是它的“史观”来源。

那么同样的，如果你反对它的“史观”，实际上就等于彻底否定了它本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你就是它的敌人。

从“低自尊人格”这个角度去理解娼妓史观，以及其代表人物的言行，很多疑惑就迎刃而解了。

简单地讲，就是一个人的自尊心水平越低，就越容易觉得娼妓史观“有道理”。“低自尊人格”和“娼妓史观”是一种双向奔赴，互相成就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