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局港剧，哥内心是柔软的，不是盲目的阿吱阿咗。

之前哥讲过，阿根廷也试图搞过工业化，失败了。
摩洛哥今天流民游过去西班牙，其实，那也是某国的来时路。
62年达到最高峰，大概10万人黑夜里跳进大鹏湾（有鲨鱼的！），怀着改变人生的梦想，游向对面。
不仅仅是广东人，还有福建人，湖南人。
很多不会游泳的人，八仙过海，身上绑着气球，乒乓球，轮胎，乃至，避孕套。
他们就是觉得，“只要游到了，去餐厅刷碗，也能吃饱饭，寄钱回家”，这和今天摩洛哥青年觉得只要进了休达，一只脚踏进欧洲，就可以打黑工，总比在国内等死强”，完全一样。

但是，有一点本质区别！
当时，港英开始抓人，拉上铁丝网，即抓即遣。
可是，成千上万的香港市民（他们中很多人自己也是十几年前逃来的），带着面包、饼干、衣服，自发冲向边境，甚至躺在遣返的汽车轮子前，阻止汽车开动。
大量的香港家庭把完全不认识的流民，藏进自己家，擦掉他们身上的泥水，收留他们，给他们报户口。
这和今天休达人、西班牙人对摩洛哥流民的极度排斥和敌意（他们中间有的是已经上了岸洗白的摩洛哥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真哒，华夏人太善良了。

当时香港是有报户口的，港英采用“抵垒”政策（touch base policy），就是妳在铁丝网前面被抓，那妳运气不好。但如果妳躲过警犬，探照灯，军警，只要妳进来了，妳就安全了。接下来就可以去金钟的入境事务所，办身份证，然后就可以合法居留，找工作。
港英不赶尽杀绝，是因为，流民一旦混入九龙、深水埗木屋区，人口密度太大，要挨家挨户上门搜捕，成本太高，没有那么多军警，容易激化社会矛盾，而且国际上人道舆论压力太大。
60年代香港正从转口贸易转向制造业（纺织、塑料花、钟表、电子），李嘉诚包玉刚就是那时开始发达。工厂需要海量的年轻劳动力，吃苦耐劳，不要福利。这批逃港的内地青年，成为香港经济腾飞最完美的火箭燃料。

但是60年代还不是最猛的，最恐怖是在三中全会后，78至80年，三年内竟然有42万流民。
除了百姓看到两边一个天一个地的生活，还因为大批知青回城，内地厂矿企业安置不了这么多人，街上到处是无所事事的待业青年。
而且，当时主政广东的习领导，菩萨般宽仁心善，说这不是敌我矛盾，指示边防不要开枪，底层有了一种“再不跑政策就改了”的末班车心理，79年春节一次性十多万人冲卡，全面失控，甚至基层的村干部、党员，带头，整村整村的跑。

到80年，人实在太多，港英实在吃不消了，香港的住房、供水、教育系统彻底瘫痪，港英才正式取消“抵垒”。

这些逃港的流民，一开始，住的是深水埗、柴湾的铁皮屋（非常危险，妳想想香港刮台风当吃生菜），男的去当码头苦力、建筑工地泥水匠，女的去李嘉诚开的塑料花厂、纺织厂、钟表厂，流水线上一天干12到14个小时，没有任何保障，就是靠超人的吃苦隐忍，用血汗换取微薄的港币。
广东话讲，这个叫“挨”。
然后，一步一步，挨出头了，他们的下一代，成了香港第一批普及高等教育的受益者，不用去码头地盘，而是坐中环写字楼，当上律师、医生、会计师、公务员。

华夏能有今天，是因为无与伦比的善良与勤奋。
这是华夏今天能站在世界之巅，而他国他族，依然扑在地上，只能天天踢足球的最直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