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虹，劳动合同甲方为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获奖论文写于美国加州大学；邓煜，劳动合同甲方为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奖论文写于芝加哥大学。

两人是中国国籍，如果把人才培养比作开花，那么存在人才经常跑到别人家结果的现象。美元欧元汇率高是一方面原因，自己家的田圃有不适合创新苗子生长的因子也是原因。

有时候学生们想创新、想研究，导师未必让，原因是一切要以师门绩效优先，刷论文绩效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而高校里，行政与研究泾渭分明，行政得靠汇总研究的绩效来升官，研究得靠刷绩效来应对非升即走，刷绩效成高校研究的关键驱动。

非升即走考核→导师需要师门论文绩效→青年研究者必须优先完成量化指标→长线高风险的原创攻坚研究被搁置→行政考核以论文数量为核心政绩依据。

量化指标拆解然后摊派下去，这是一种很不科学的管理方式。曾经严打的时候，死刑人数都要下指标，分解到每个矩阵终端，扩大化的、凑数的，开启拿冤案凑绩效的魔盒。

是不是可以在科学上，用点科学的管理方式，不唯绩效分解量化摊派为纲？是不是可以让科研人员从刷绩效的怪圈里走出来，把自家让人才结果的田圃好好修缮一下，让人才开花又结果，那样才更好引领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