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上流动的人会被反复提醒出身吗##社会学家谈如何与自己的出身和解# 【逃离原生阶层，却无法逃离羞耻感：社会学家回归故里之后】在法国，像埃里蓬这样的跨越阶层者被称为“阶级变节者/阶级叛逃者”（Transfuge de classe）。诺贝尔奖得主安妮·埃尔诺、新生代作家爱德华·路易等都在其列，表面上是逆袭故事的明星，实际上深深笼罩在羞耻感之下。《逆袭：16个法国家庭的案例》专门研究了这个人群，作者阿德里安·纳塞利援引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分析法国社会的阶级差距：贫困家庭的后代需要历经六代人的努力才能达到社会平均收入，即需要180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将法国列为经合组织中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即社会阶级对个人受教育程度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

埃里蓬的精神归乡之旅并未结束。他频繁联系和照顾母亲，试图补偿她。母亲年轻时做过女佣，后来在工厂做工，与不爱的丈夫共度一生，养育四个儿子。丈夫去世后，她陷入爱情，但对方是有妇之夫，87岁高龄的身体每况愈下，住进公立养老院后，男友不再来探望。仅仅七周后，母亲就去世了。埃里蓬把这段经历写成《一位平民女性的一生、衰老与死亡》（Vie, vieillesse et mort d'une femme du peuple），这不是母亲的个人传记，而是整个工人阶级女性命运的缩影。用他的话来说，母亲一生都不快乐。父母相继离世，书写完成了，“我与一心逃离的过往和出身达成和解。剖析这个世界的过程，让我更理解它，也读懂了我的父母”。

“阶层蔑视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人们常给阶层跃迁者贴上‘暴发户’‘攀附权贵者’这类贬称，只是因为他们‘到达’了一个并非生来就被赋予的位置，闯入了原本专属于资产阶级、统治阶层后代的社会世界（social worlds）。当然，在法国也有‘暴发户’这类标签。向上流动的人永远会被反复提醒出身。社会要求他们改掉口音、改换谈吐；如果转变得不够及时，就会沦为笑柄，被人嘲讽说话带着乡野村夫的土气。我猜想中国的情况大抵相似，不是吗？导演贾樟柯就常常结合自身经历谈论这一现象。”埃里蓬受访时提到。

2026年春夏，南方周末记者与埃里蓬进行了多次通信。他用书面形式接受了专访，谈及他的写作、家人、情感经验，以及对社会阶层问题的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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