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法院向造谣者单位或学校发司法建议#

为什么这么多年了，“告黑”案件判也判了，赔也赔了，道歉也道歉了，可网络上的造谣和侮辱还是一样肆无忌惮？甚至开始微博升堂，也不去派出所报案。

这是我最近看到各种热搜事件后最困惑的一件事。

我喜欢收集一些公开的告黑判决案例，对比金额和道歉形式，如果判决金额较高，我会看看为什么高？如果道歉形式有创新，我也会看看为什么这个法院能有这样的举措？

总之，的确每个法院的判决赔偿和道歉形式都有或多或少的区别，特别是北京互联网法院不再受理这类案件后，很快就会有各地法院的不同判决出现了。

而我的确也看到了不少，比如近期热搜上就有不少。

不知道大家看到没有，公示已经越来越不写出金额了。

心照不宣。

我想说：如果说侵权行为是一把锋利的刀，那现有的判赔金额，恐怕连刀鞘都算不上。

于是很多人给我留言说，侵权成本实在太低了，低到不足以让任何一个心存恶意的人在按下发送键之前产生犹豫。

但，我觉得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

对就是对，不对的，就应该受到法律的相应制裁啊。

所以，我一直在想，除了在赔偿金额上寻求突破、探索惩罚性赔偿的适用空间，以及让公开道歉不再流于形式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别的路径，能够让侵权者真切地感受到“这件事的后果，不仅仅是一纸判决”。

#我想到一个法律问题#

后来我注意到一种之前常被提及但似乎在“告黑”案件中较少被充分运用的司法工具——司法建议书。

我之前在法院的时候，也发过司法建议，一般是在审理案件中发现有关单位在制度、管理等方面存在漏洞时，会发出司法建议书，要求其整改或加强监管。

我在思考：在网络侵权案件中，能不能把这份“建议”发到侵权人的工作单位、所在学校呢？

仔细了解后我发现，或许可行。

根据法律规定，司法建议的发送对象是相关单位或组织，侵权人有固定工作单位的，或者是在校学生的，法院完全可以分别向单位或学校发出司法建议书。

但鉴于名誉权案件往往涉及隐私，不公开审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司法建议可以不披露相关案情，而仅要求单位或者学校加强员工或学生在这一方面的网络管理。

那么，这就相当于在法律惩戒之外，给侵权行为加了一层“社会性后果”。当然，也不是每个案件都需要，而是在确有必要，侵权人的侵权恶意和行为又极为恶劣的情况下才实施。

一个人在网上信口雌黄，可能不在乎赔偿几千块钱，但如果这件事被正式写入他的职业档案，或者成为他在校期间的纪律处分依据，那种实质性的压力，恐怕比简单的判决赔偿金额要深刻得多。

说到底，提高侵权成本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游戏，而是需要多维度、多层次的制度配合。

在微博普法，发现越普法越是无底洞。

就想这几天我发的内容，发完就发现还会有新的问题，什么时候是个头？

网络暴力是顽疾，而顽疾需要的是组合拳而非单点突破，希望有一天，当一个人准备去恶意中伤他人时，心里闪过的不仅仅是“最多赔几千块”的念头，而是会想到：这件事，可能会跟着我很久很久，影响我的工作、我的学业、我在现实世界里的立足之地。

那或许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震慑力。

（本文仅供学术讨论，希望大家理性讨论，也可以提供您关于告黑案件后果的法律建议）

#律师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