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奇长期以来始终担忧中国经济存在的结构性失衡问题。而对于全球经济失衡的成因，他的观点发生了明显转变：早年他的立场对中国相对包容，认为失衡主要源于美国财政政策压低了本国储蓄率；如今态度趋于对立，主张全球失衡根源在于中国的信贷与投资政策推高了国内储蓄水平。

他继而提出：“中国固守生产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不仅考验着自身经济的韧性，更决定着全球经济的未来走向。全球市场一味追捧廉价消费品，而中国持续向外输出海量商品，已然给世界带来过重负担。”

越来越多分析师与各国政策制定者逐渐意识到：现行全球贸易体系难以长久维系，不利于全球整体经济增长；尽管这套体系曾助推诸多奉行重商主义的经济体实现高速扩张。

倘若回溯10至15年，甚至五六年前，全球大范围经济失衡本可以以较低、可控的代价化解。但在我看来，如今全世界已然深陷这套固化体系：不止中国，多个经济体过度扩张本就过剩的制造业产能，为此刻意压制内需。这类经济体想要完成结构调整必将承受巨大阵痛，只能极度缓慢推进，整个过程或将耗时15至20年之久。

与此同时，另一批经济体（不光美国、欧盟，墨西哥、巴西、印度以及众多意欲搭建本土制造业体系的大型发展中国家均包含在内）愈发不愿继续承接由此催生的经济失衡。原因在于，本土制造业根基、国家战略抗压能力正因长期吸纳过剩产能而持续遭到侵蚀。此外，但凡有一个国家出台政策、不再承接过剩制造产能，其余不愿做出改变的经济体遭受的冲击就会进一步加剧。

由此可以得出，摆在全球各国政策决策者面前的核心难题是：全球经济失衡究竟能否依靠国际协同合作加以化解，最大限度削减调整阵痛；抑或是最终走向艰难的被动调整——各大经济体纷纷想方设法，将绝大部分调整成本转嫁至贸易伙伴身上。

在我看来，第一种良性前景实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并且还在持续走低。这意味着未来数年，全球贸易体系将迎来颠覆性、具有破坏性的变革；而对于长期经济增长更为关键的是，全球制造业的地域布局格局也将被彻底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