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YT的观点文章，中国的人工智能策略，与美国截然不同China’s A.I. Play Is Different From America’s

罗斯·杜塔特（Ross Douthat）

冷战初期，尽管美国和苏联展开了毫不松懈的核军备竞赛，但双方同时都将核技术视为一种软实力和外交工具——一种可以分享和输出的能力，是巩固联盟、彰显友谊的象征。

因此，艾森豪威尔政府一方面在处决因向苏联泄露美国核机密而被定罪的罗森堡夫妇的同一年，推出了“和平原子”（Atoms for Peace）计划，帮助世界各国建立民用核能体系；另一方面，苏联也向东欧集团国家以及毛时代的中国输出了核能技术。在这两种情况下，双方的总体目标都是推广核技术，同时牢牢控制核武器本身，对这两种核力量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策略。

这段历史，为理解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问题上的不同路径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框架。美国的做法，仿佛将最前沿的大模型视为核武器——一种具有巨大破坏力、必须严密监管、绝不能轻易外流的力量。美国人工智能巨头不断以一种近乎“奥本海默竞赛”的口吻谈论行业竞争（甚至伴随着奥本海默式的道德焦虑）；美国军工安全体系则致力于阻止中国缩小当前的人工智能差距；政府和产业界也越来越倾向于把前沿模型视为重大的国家安全风险。

与此同时，中国则把本国企业开发的大模型看作更接近于核能——一种风险相对较低、应当广泛共享和商业化的技术，以借此赢得国际伙伴、扩大影响力，并削弱美国人工智能巨头的优势。中国官方也会提及风险与安全，但几乎看不到一种将人工智能视为必须严加垄断的独特力量、地缘政治王牌或攸关国家存亡武器的态度。

有一段时间（准确地说只是几个月，但在人工智能领域，这已经算得上漫长），我一直怀疑中国这种立场是否真正发自内心。毕竟，中国的大模型长期落后于Anthropic和OpenAI，因此它显然有动机借助开源策略削弱硅谷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全球影响力，同时让华盛顿去承担对最先进模型潜在风险的担忧。我曾猜测，如果有一天中国突然实现反超，那么它的激励机制可能会发生变化，开始封锁并军事化本国最先进的模型，把它们当作国家机密和战略资产。

虽然目前还没有中国模型真正超越美国同行，但本周出现了一款可能已经十分接近的产品——中国月之暗面（Moonshot AI）推出的Kimi K3。迄今为止，北京对待Kimi K3的方式与此前所有模型如出一辙：它将以开源形式发布，以争取最大范围的采用，而不是像美国那样围绕风险、防护措施和出口管制忧心忡忡。

这一决定，至少让我们更有理由相信，北京的整体策略是真诚的。这意味着，中国不仅不认同硅谷盛行的那些乌托邦或反乌托邦叙事——认为人工智能一旦跨过某个临界点，就将彻底重塑世界；它甚至可能并不特别信奉所谓的“风险优先”思维，即并不过分担心当下人工智能模型已经可能带来的各种危险，例如利用模型攻击并瘫痪复杂系统、协助恐怖分子制造生物武器，或失控人工智能行为所带来的各种未知风险等等。

美国人工智能企业和国家安全机构似乎认为，我们已经来到这样一个阶段：世界不能再毫无限制地使用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模型，就像不能把原子弹或洲际弹道导弹随意送到普通家庭或私人公司一样，必须建立严格的控制和防护机制。而中国则更愿意采取一种相对轻描淡写的态度，不断突破边界，把安全和技术主权的问题留给美国去担忧；其前提假设是，人工智能终究只是一项普通技术，相关的安全问题会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得到解决。

当然，如果回到一种更加犬儒主义的解读，也许中国实际上是在进行一场“双重下注”。如果人工智能带来的风险最终只是有限的，它并不会成为某种决定战略格局的超级力量，那么开源模型就是削弱美国领先优势、让世界更加亲近中国的最佳方式。反过来说，即便真的有人滥用中国开源模型，引发某种“人工智能版切尔诺贝利”事件，其后续影响和社会反弹，最终很可能还是会更多地冲击美国企业，因为美国公众本来就对人工智能抱有怀疑态度，也早已为限制数据中心建设的呼声做好了心理准备。

我不确定，这会把人工智能安全运动带向何方。毕竟，正是这一运动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美国当前支持加强监管的社会氛围。近年来，美国推动人工智能安全的力量沿着多条路径不断壮大：既受益于进步派左翼对硅谷的不信任，也得到五角大楼对私人企业掌控先进模型的忧虑所推动，同时还受到人工智能行业内部“末日主义”文化的影响。

但如果中国相信自己玩的是一场完全不同的游戏，那么无论美国监管者如何放缓本国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对他们来说都不会产生多少实际效果。#海外新鲜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