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一个走“狗屎运”的朋友，在单位时是看水泵，他感觉很无聊。那水泵房在厂区最西头。

红砖墙，铁皮门，里面就一台轰隆隆的老机器，墙上挂着一本1998年的值班记录。他的工作就是每天抄三次表，数字对了就打勾。他说那八年，一共打了8760个勾。​后来厂子改制，45岁以上的“一刀切”。他拿着十二万八千的补偿金，蹲在泵房门口抽了半包烟。烟头按灭在水泥地上，数了数，七个。第二天，他用这钱盘下了小区门口一个9平米的报刊亭。所有人都说，老李，你这点钱扔水里听个响。

​报刊亭生意只好了三个月。手机一普及，杂志报纸卖不动。他进了些饮料香烟，又把窗口拓宽了半米，兼着收快递。一个快递挣五毛，他那个掉了漆的饼干盒里，一毛一毛的硬币，晚上回家倒在桌上，和妻子数到眼睛发花。妻子有风湿，手指关节肿得像核桃，数钱时很慢。他就在旁边看着，不说话。

​转折是在一个雨天。一个穿西装的小伙子来取件，浑身湿透，盯着亭子角落里老李修了一半的半导体收音机，突然问：“师傅，您会修这个？”老李“嗯”了一声。小伙子眼睛亮了：“我那有台老唱机，我爷爷的，您能看看吗？”

​那台唱机是上海牌，1972年的。老李拆开，里面线圈断了，电容也老了。他骑着三轮，跑了三趟旧货市场，配齐零件，收了人家八十块。后来，修老物件的活儿就慢慢传开了。收音机、座钟、机械手表，甚至有人拿来一架断了弦的旧琵琶。他那9平米的小亭子，渐渐堆满了各种时代的“遗骸”。工具从一把螺丝刀，变成一整套塞在铁皮盒里的家伙什。

​真正让他心里一咯噔的，是个老太太。她拿来一个铁皮青蛙，上了发条不会跳。“孙子小时候的，”她说，“孙子在国外，想它。”那青蛙简单，只是锈住了。老李清理上油，没要钱。老太太放下十块钱，快步走了。第二天，她又来了，抱着一个饼干盒，里面全是小玩意儿：缺腿的锡兵、掉了镜片的望远镜、不出声的塑料喇叭。“这些……能修吗？”她问得很轻，“都是我儿子的。他……不在了。”老李那天没说话，修到晚上十一点，亭子里的灯昏黄。最后一件修好，他抬头，看见老太太在窗外抹眼睛。他低头，把工具一件件擦干净，放回盒子，锁上抽屉。锁舌“咔嗒”一声，很轻。

​现在他的报刊亭，招牌换了，叫“老李记修”。不卖报刊了，修的东西从电器到玩具，也帮老人调手机字体，教他们用微信付款。他说不清这是什么营生。记账本上，最多的一天收入一百七，最少的一天十八块五。但他那饼干盒里，不再只有硬币了。

​昨天我去看他，他正给一个八音盒拧发条。阳光照在他花白的头顶，和那些闪闪发光的细小齿轮上。八音盒叮叮咚咚响起来，是《茉莉花》。他听了会儿，说：“这东西，1985年产的。”然后继续拧下一颗螺丝。门口等着修东西的人，安静地排着队。

​我忽然觉得，他没看水泵了，却好像还在守着什么。守着一根生锈的发条，一个断掉的弦，一段走不动的时间。那些被时代快速甩掉的、微不足道的“故障”，在他手里，获得了重新转动的尊严。这大概不是运气，是时间终于把一份最枯燥的守候，熬成了恰到好处的温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