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YT的文章,应对现代注意力危机,古人早已有答案There’s an Ancient Solution to Our Modern Crisis of Attention
作者:S.J. Murray
Murray博士是贝勒大学(Baylor University)伟大经典与创意写作教授。
大约两千年前,古罗马哲学家塞涅卡(Seneca)就曾警告过一场注意力危机。问题的根源当然不是智能手机或TikTok,而是纸草纸(papyrus)变得更加普及。随着纸草卷轴大量流通,富裕的读者第一次能够接触到前所未有数量的文本。
塞涅卡观察到,那些过快阅读太多卷轴的人,心智会变得躁动而不稳定。他指出,这样的人越来越难以“安住于一处,与自己的内心相处”。
这一教训,在当时如此,在今天这个永远被分心、沉迷屏幕、习惯多任务处理的时代,同样如此。当各种观念不断快速涌入又迅速离去,我们的大脑始终处于过度忙碌的状态,最终被消耗殆尽,什么都留不下来。塞涅卡警告说:“一个人若无处不在,也就等于无处可在。”
塞涅卡没有现代科学研究,也没有调查数据,但面对今天的困境,他大概不会感到意外。大学教授们反映,如今不少学生连完整看完一部长篇电影都变得困难,更不用说读完一本书。平均而言,我们每天查看电子邮件77次,而且很多时候并非因为收到了通知,而是主动打断自己。甚至连面对自己的设备,我们都难以保持专注:二十年前,人们平均还能在一项任务上持续专注约两分半钟;而今天,研究显示,我们盯着同一个屏幕坚持47秒,就会忍不住想切换到别的内容。
我们的社会往往把这视为一个技术问题,因此试图用技术手段来解决:安装各种防分心应用,像数字狱警一样把我们锁在某一个应用里;把手机关进配有厨房定时器的塑料“手机监狱”;甚至花500美元买一部极简手机,它最革命性的功能,就是几乎没有任何功能。
但事实上,我们把一个古老的问题想得过于复杂了。它与其说是数字时代的问题,不如说首先是一个品格问题。塞涅卡正确地将分心视为一种人格上的失守。他大概会说,我们并不需要新的算法,也不需要新的电子设备,来阻止我们的心智像顽皮失控的孩子一样四处乱跑。我们真正需要重新学习的,是如何安静地与自己的思想独处。
那么,具体应该怎样做?
塞涅卡在《致鲁西流书信》(Letters From a Stoic)中给出了一个十分实际的建议:每天只专注于一个思想。
过去20年里,我一直实践着一种受这一建议启发而形成的简单习惯。每天清晨,我都会在一本书中寻找属于当天的那个“唯一的思想”。通常,只需读三到四页(不到10分钟),就能找到它。我寻找的并不是一句值得摘抄的名言或警句,而是一段能够挑战我既有观念、或让我的世界观变得更加清晰的文字。
例如,最近我就在托尔斯泰中篇小说《伊万·伊里奇之死》接近结尾时,被其中一个悲剧性的顿悟深深触动。濒临死亡的伊万始终无法摆脱一种感觉:自己的人生就这样从身边溜走了。然而,他其实已经拥有了所有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体面的工作、漂亮的房子、光鲜的朋友圈。这是一个令人警醒的提醒:社会地位和物质财富终究稍纵即逝;真正重要的,是友谊、爱情、超越自我的人生使命,以及与更高精神世界之间的联结。
找到当天的思想之后,我会继续遵循塞涅卡提出的下一步建议——“终日反复思索,并加以消化”。于是,那天早晨喝咖啡时,我一直带着伊万的觉悟。喝到第三口时,我已经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重心。我不断问自己:那些支撑着我人生的重要关系,我究竟投入了多少心力去经营?学会更好地去爱身边的人,是我必须面对的课题。于是,我决定就在那一周,主动联系三位已经许久没有往来的朋友。
午餐时分,以及下午喝咖啡休息的时候,我又一次回想起伊万提出的问题,并把自己的注意力重新投向眼前的生活。后来遛狗时,我站在科罗拉多河上的一座桥上,停下来听鸟儿歌唱。等到夜里上床时,我已经不再为邮箱里不断堆积的信息而焦虑。
塞涅卡曾把深度思考的益处,比作蜜蜂把花蜜酿造成蜂蜜的炼金术。在蜂巢里,蜜蜂会不断彼此传递采集来的花蜜,并在这一过程中加入酶,改变它的化学成分。把花蜜看作信息,把蜂蜜看作智慧,这个比喻就再贴切不过了。花蜜几天之内便会变质,而蜂蜜却几乎永远不会腐坏——即使被埋藏在埃及古墓中数千年,依然能够保存。
塞涅卡关于蜂蜜的隐喻,与心理学所说的“深度加工”(deep processing)高度契合。当我们反复回到同一个思想时,就是在向大脑发出信号:这个观念值得被纳入长期记忆的结构之中。而每一次从记忆中重新提取一个思想,我们都会赋予它新的关联——这一过程被称为“再巩固”(reconsolidation)——从而使这些思想随着时间推移,持续与我们的现实生活保持联系。
这正是那一天,当我不断反复思考伊万·伊里奇时所发生的事情。我自己的经历与思考,把托尔斯泰的警示一点点炼化成一种属于我自己的信念,并逐渐成为我人格的一部分。
当然,我绝不是第一个意识到塞涅卡这一洞见的人:与其拥有一座塞满书籍的图书馆,不如真正消化一小部分智慧。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每天都以一条斯多葛学派原则来应对战争带来的混乱;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则不断汲取塞涅卡和西塞罗(Cicero)经过长期消化的智慧,以承受统治国家的重压。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拥有的书并不多,却把每一本都读透了。年轻时,他反复朗读《伊索寓言》和莎士比亚等作品,反复咀嚼其中的思想,最终锻造出一颗他自己形容为钢铁般的头脑:“要在上面刻下点什么很难;但一旦刻进去,就几乎不可能再抹去。”
前几天,当我思考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小说《恶心》(Nausea)中的“自学者”(Autodidact)这一人物时,又想起了林肯。这个古怪的人物终日徘徊于图书馆,目标是按照字母顺序读完馆藏中的每一本书。他脑中塞满了事实,却极度缺乏意义感,象征着一种误解:认为信息数量足以替代理解的深度。
过去20年来,我坚持让每一天都围绕一个思想展开,就是希望避免落入这位“自学者”空洞的命运。我已经不再追逐那个永远不断后退的“保持信息同步”的地平线。我放弃了浅滩上的焦虑,转而投向深水中尚未被发掘的智慧。
人们总告诉我们,答案在于获取更多的信息。但塞涅卡早已明白,真正的智慧,并不在于我们采集了多少花蜜,而在于我们愿意花多少时间,把它酿造成蜂蜜。#海外新鲜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