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夫女足#》不好看，也不好笑。

事实是，不仅是《功夫女足》，近十年来周星驰的新作品都已经无法再达到他二十年前、三十年前的那些电影所呈现出的喜剧效果。

根本原因并不复杂，简单的不能再简单：过去三十年，周氏喜剧的核心是诉说与表达小人物的喜怒哀乐，这是看似抽象无厘头实则血肉饱满的“周氏搞笑”风格的精髓，更是曾经周星驰作品可以实现让观众捧腹大笑之余最后潸然落泪的“笑中带泪”之喜剧最高境界的秘诀。

而一旦失去这一层灵魂性的内核，也便徒剩空洞的刻意幽默、强行搞笑、生硬抛梗。

谈《功夫女足》，当然不可避免要对比二十五年前那部载入影史、以6073万港元打破香港影史票房纪录、一举拿下第21届香港金像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等七项大奖的《少林足球》。

《少林足球》之所以爆火，一大缘由就是踩中了香港经济低迷期的人心迷茫。

那部影片宛若港岛社会的一剂强心针，一夜之间搅得百万港民情绪翻涌。

剧情并不繁冗，就是讲述了一群身怀少林绝技的底层人组建足球队，从无人看好的杂牌队伍一路逆袭夺冠的故事——真正打动心魄的是那一个个人物设定，六个师兄弟各有各的落魄：大师兄在酒吧洗盘子，二师兄在餐馆洗碗，三师兄做着底层的小生意，四师兄失业在家，六师弟肥胖自卑，主角阿星更是捡垃圾为生。

这是一群都是被社会遗忘的失败者，空有一身本事，却在资本主义澎湃的浪潮之中毫无用武之地，沦为底层牛马。

如是角色人设，直接对应了金融风暴后的香港社会。

看着电影里少林足球队一路逆袭的过程，本质上就是一场集体的“替代性满足”——男主那句“做人如果没有梦想，跟咸鱼有什么分别”能够成为流传至今的台词经典，是需要“历史的进程”以推动的。

当年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将该片评为年度最佳电影，评语是这么写的：“《少林足球》用最荒诞的形式，讲了最实在的道理。在香港经济最低迷的时候，它给了全港人一个可以笑着做的梦。”

日本《蓝丝带奖》彼时将最佳外语片颁给《少林足球》时也如此评价：“这部电影里的小人物，有着最顽强的生命力，这种力量是跨越地域的，每个在困境中的人都能被打动。”

如若抛开单一作品，而以一个更宏大的视角去剖析周星驰的作品史，一个清晰的历史脉络就此铺陈开来：周氏喜剧的伟大，实质是建立在投射香港社会的变迁与传递底层人物的情绪表达之上。

所谓“笑中带泪”，这种叙事美学几乎在每一个时期都为不同时代的香港新兴市民阶层构建了一处可以安放焦虑、宣泄情绪、获取慰藉的精神空间。

“无厘头”，“抽象”，“搞怪”，这是香港在90年代特定时空下的后现代文化产物。

通过对一切宏大叙事和严肃意义的消解，精准地呼应了某种大众心态，为集体提供了一种“狂欢式”的宣泄，让观众在荒诞不经的笑声中暂时忘却现实的沉重与无力，这是星爷能够成为星爷的创作密码。

究其本质，周星驰过往三十年一直在做的一件事，就是为无数的小人物们进行“赋权”：通过喜剧独有的“优越感”与“不协调”，为千千万万挣扎奔波于社会下游的人们铸造一所肆意凌笑与痛哭的安全之所。

一部书写了无数市井小人物悲欢离合的平民史诗，却也不可避免的早已迎来价值内核的失真。

三十年后的周星驰为什么不好笑了？

为什么明明科技特效更炸裂了、资本投入更大了、明星咖位更高了，却好像就是不好笑了？

罗伯特·布列松在《电影书写札记》的一句话，我觉得非常适合回答这个问题：“唯有对朴素、甚至对庸常的热切颂扬，才能触碰到人，触碰到深入骨髓的普遍人性——同时，也才能够诞生伟大的电影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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