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聊崔颢的朋友圈。

崔颢登第的年份，历史文献主要有两处，分别指向开元十年和开元十一年。

元代辛文房在《唐才子传》里写道：“颢，汴州人。开元十一年源少良下及进士第。”不仅明确写了年份，还指名道姓点出当年的主考官是礼部侍郎源少良。信息如此具体，是目前最受认可的说法。

而宋人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记为：“唐司勋员外郎崔颢撰，开元十年进士。”

这两个说法虽然差了一年，但结合唐代科举的习惯，当年的举子往往前一年冬天就入京参加吏部或礼部的考试，次年初春正式发榜。因此这种时间上的误差在所难免，并不妨碍崔颢是在开元十一年前后登第的事实。

和宋朝一次科举就能选出几百人不同，唐朝科举每年只录取一二十人，最多不过三十人，含金量极高。因此，在开元十一年前后中举的人当中，有太多我们语文课本里的老熟人。

比崔颢早两年的开元九年，王维登第。晚两年的开元十三年，王昌龄登第。而和崔颢同年中举的，还有后来以田园诗闻名的储光羲。

可以想象，开元十年前后的长安城里，十九岁的博陵少年崔颢，正与王维、王昌龄、储光羲这些大唐最强大脑同顶一片蓝天。他们一同在慈恩寺题名，在平康坊听曲，那是一个天才成群结队出没的黄金年代。

那么，他们之间有交集吗？是朋友吗？

至少在《全唐诗》里，王维、王昌龄、储光羲都没有留下明确写给崔颢的诗，崔颢也从未写过他们。但这并不能证明他们是绝缘的。

开元二十一年秋天，长安城里发生过一场盛大的送别会，主角是辞官隐退的诗人綦毋潜。

唐朝人流行搞“诗歌集结册”。就某个特定主题，在场的人各写一首诗，编成集子传抄。当天参加聚会的有：王维、王昌龄、崔颢、祖咏、常建，甚至此时还没中进士的高适也在其中。

参加过共同聚会，又有共同朋友，想来大家在现实中是一起喝过酒、聊过天的。在社交圈的层面，崔颢与其他诗人是打过照面的。

但是，崔颢终究没能和他们成为朋友。我想这只能归结为一件事：彼此画风过于撕裂，实在玩不到一块去。

王维是出了名的洁身自好，晚年更是过着半僧半隐的生活。而且王维在情感上极度专注，妻子早逝后，他独居三十年不再娶。对比一下崔颢：嗜酒、赌博、频繁娶老婆又频繁离婚。估计在王维那双看破红尘的佛眼里，崔颢为人，实在不值得一交。

再看王昌龄。王昌龄与崔颢在《旧唐书》里被并列题名，他们都擅长写边塞诗，也都有过军旅经历。甚至在性格上，王昌龄也是个有名的“刺头”，史书说他“不护细行”，常因作风问题被贬。

但王昌龄的狂，是家国天下里的侠气与傲骨，而崔颢的狂，是纯粹的离经叛道，带着一种自毁式破碎。

王昌龄的朋友圈里有李白、高适、孟浩然，大家彼此赠诗，惺惺相惜。唯独面对崔颢，王昌龄连一眼都懒得看。这种沉默只有一种解释：两个刺头相轻，王昌龄单纯看不上崔颢的放浪与自私。

至于同年进士储光羲，按照当时的惯例，这本该是最亲近的同学关系。但储光羲骨子里是个隐士，他早早归隐田园，去江南过着“种桑长江边”的生活。一个迷恋泥土、庄稼与秩序的隐者，和一个长安城里烂醉如泥的狂徒，在精神上注定南辕北辙。

但这恰恰是盛唐气象所在。它既能容纳王维的青灯古佛，储光羲的田园桑麻，王昌龄的秦时明月，也能包容崔颢这样的天生浪子。他们不需要互相欣赏，他们只要各自活着，就能让那个时代显得丰富而生辉。

这是同时代文人对崔颢的态度。那么比他更晚一些的后辈，比如杜甫、白居易，又是如何看待崔颢的？

我们都知道杜甫是个极其热情，甚至有点“嘴碎”的记录型诗人。看见朋友写一篇，看见邻居写一篇，他热爱交友，给李白、高适、岑参都留下了大量诗作。而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几乎把汉魏到中唐的所有代表诗人都盘点了个遍。

唯独对崔颢，他们保持了高度沉默。

这其中的原因，大概还是三观不合。杜甫的雄浑与宽厚，是根植于对底层疾苦的悲悯。白居易提倡新乐府运动，主张“歌诗合为事而作”。在他们眼里，诗歌是有用的，是剖析现实，改良社会的尖刀。

而崔颢的行为作风，在杜甫和白居易这些正统文人眼里，就算不是斯文败类，至少也算不伦不类。这种看见你，眼里却没有你，正是中唐文人对崔颢心照不宣的排斥。

然而对一个人的评价，会随着时间而发生转变。到了宋朝，崔颢私生活上的道德污点逐渐淡去，人们开始从纯粹的美学和技术层面，对他进行重新审视。

宋诗讲究精雕细琢，格律严密。当苏轼回看崔颢的《黄鹤楼》，他被震撼了。

按照律诗基本法，《黄鹤楼》前四句简直就是乱写。前三句连续出现了三次“黄鹤”，在格律里叫“犯复”，是大忌。平仄对仗也完全不合规，带有极强的散文化倾向。

苏轼一生作诗追求“天真烂漫，不烦绳削”。他认为崔颢这种“破格”，恰恰是以气韵统领全诗的最高典范。当情感如同大江东去喷涌无法自抑时，格律的樊笼根本关不住他。崔颢不是不懂格律，他是让格律为气势让路。

到了南宋，严羽在诗论著作《沧浪诗话》中，直接代表后世文人给崔颢下了最终的定论：“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

这当然只是严羽一家之言，但至少说明一个事实，当宋朝文人解构崔颢时，发现宋诗之所以很难超越唐诗，就是因为太守规矩了。规矩多了，就变得四平八稳了。而崔颢身上那种敢于破格的莽撞，不计后果的生命力，也许正是盛唐无法被复制的精魂。

历史经常就是这样。对同一个人，同一件事的评价，会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反转。有人重才，有人重德，有人看重思想厚度，有人欣赏生活美感，还有人单纯迷恋那惊世骇俗的莽撞。

无论后人怎么评说，崔颢自始至终只是那个崔颢。评论是别人的事，自己要过怎样的生活，痛不痛快，后不后悔，有没有得到想追求的一切，才是唯一重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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