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听得最多的一句解说词就是：“一座天台山，半部全唐诗”，还有孙绰的《游天台山赋》：“天台山者，盖山岳之神秀者也。涉海则有方丈蓬莱，登陆则有四明天台。”

导游说，这篇《游天台山赋》因其华美的文辞入选了《昭明文选》，《昭明文选》是一部以“纯文学”观念编纂的文集，不同于经书、史书。

这说法没错，但我很想补充一点解释。其实，这简单的介绍语背后蕴含这一个非常深刻的文学现象：“魏晋时期是文学自觉的时代”。总集的编纂正是“文学自觉”的一种体现，导游说《游天台山赋》因其文辞华美而入选，这背后也呼应了萧统编《文选》的宗旨：“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瀚藻。”也正是在魏晋时期，“文学”终于从广义的“学术”中分离了出来，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其文辞形式的独特性、思想情感的丰富性都受到关注，不再和汉代一样作为经学之附庸。“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诗赋欲丽”，这些说法的提出，都意味着“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特殊性开始受到了重视。（这也是我个人私心偏爱自魏晋到宋代时期的文学的原因。）

突然又想到一个有趣的问题。导游介绍的这篇文章，标题是“游天台山赋”。赋——-这种介于诗和文之间的文体，在汉代得到极大的发展，散体大赋在汉武帝时期达到鼎盛，“辞”与“赋”也在汉代逐渐合流，形成“骚体赋”；东汉时期又兴起抒发个人情绪的“抒情小赋”。汉大赋给我的印象是—-铺张扬厉、宏衍博丽，笔墨潇洒奔放、词藻繁复华贵，极尽铺陈形容之所能事，正如刘勰所说“体物为妙，功在密附”，比如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和《上林赋》。但有一点令人遗憾的是，汉大赋——多为歌舞升平、讽谏规劝之作（正如我前文所说，汉代文学与经学处于双向互动、互相影响的关系），虽写得华美富丽，将时代之“大我”体现的淋漓尽致，却少了几分“小我”的主体性。

而当我沿着汉代文学的道路一路阅读，不难发现，这份“小我”———也就是作家个人的情性抒发，在后世的东汉、魏晋得到了发展。““文学”为何成为“文学”？这是“文学自觉”所追问的核心，萧绎在《金楼子·立言篇》中写：“….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文学”中的抒情性终于得到了重视，一直到盛唐时期，达到了“我”之主体精神发挥的高峰，盛唐诗给我的感受，用殷璠在《河岳英灵集》中所提出的“神来、气来、情来”概括最为恰当，盛唐气象，可谓美如清水芙蓉、壮如波涛滚滚，后世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所提出的“盛唐诸公，惟在兴趣”和“诗者，吟咏情性也”，也点明了“诗歌”的抒情特征。

当然，《游天台山赋》本身，是一则借山水体悟玄理、寄情自然的佳作，孙绰也是与许𬍤、谢安等人齐名的玄言诗人，他们的作品中不仅描摹山姿水态，也清谈玄理，部分诗作稍有枯燥乏味之感，但玄言诗确为山水诗之滥觞，或许从玄言诗开始，“山水”成为了文人们所观照的对象。沿着这条发展脉络，可以聊到王羲之和《兰亭集》（由玄言向山水过渡），南朝谢灵运（山水诗体式逐渐定型。大谢佳句颇多，我最喜欢的是“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和谢脁（自小谢始，山水诗脱离玄理束缚，圆美流转如弹丸，如“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乃至王维、孟浩然（山水➕田园两种诗体逐渐合流）

沿着赭溪走，我在想一个问题：“文学”到底是什么？我一路走，一路想，从“文”在《说文解字》中的定义开始，“文，错画也”“物一无文”，“文”是花纹、纹样；到刘勰《文心雕龙·原道》中说“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和“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文包揽天地万象、是“道”的体现；再到曹丕《典论论文》中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和“诗赋欲丽”说、到陆机《文赋》中的“悲落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到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的“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到韩愈《答李翊书》中的“道德之归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和“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到白居易《与元九书》中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一路下来，我好像找不出一个能给“文学”定论的说法，因为“文学”本身——就不是一种追求明晰定义的学问，它是“呈现”的，也是“生发”的，它能用时代、同“大我”的使命相融合，创造出“不朽之篇章”，也能承载“小我”的情思和感悟，将“人”的“心声”通过艺术化的形式表达，哪怕永远在追寻、永远在漂泊，古典文学的魅力，正是它能让不同时期的我找到一枚能够观照的“坐标”——走山水、观风物，乃至因此而落泪、悲痛，都是一种“共鸣”（或者借用交互主体性现象学中的说法：“同感”或“共在”。）这也是我为何在一次次失望后，依然，愿意翻开中国文学史。 http://t.cn/AXJQ6Z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