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诗品彚》的编选宗旨与诗学思想
《明诗品彚》凡90大卷，共收入上至朱元璋起兵的至正十二年（1352），下至最后的遗民全部凋零的康熙五十四年（1715）凡360余年的约4000位诗人的诗作约4.2万余首。
编者丁宇等人对前代明诗选本是不满意的，认定《皇明诗选》过于拔高前后七子而忽视高启、刘基、李东阳、皇甫汸、程嘉燧等大家、名家，《列朝诗集》偏见明显，无视李何复古运动的巨大功绩，而选择了许多格调卑下之作，全然排斥七子而偏袒王叔承、沈明臣、王稚登等无足轻重诗人，而边贡仅因为是李梦阳余党就被打入另册，只选38首，这是不公平的，另外，《列朝诗集》无视区大相，陈子龙，邝露，张煌言等诗坛巨擘，门户之见极重。《明诗综》评价较为理性，但每位诗人作品收入有限，最多的高启只收入138首，且该书收诗亦有误收，篡改文字明显。《明诗别裁集》标举温柔敦厚，许多南明抗清之诗皆未收入，且该书所选前十诗人六位属于七子派，而高启、刘基仅排行第七、八位，亦不公平。《明三十家诗选》相对公平，但对李梦阳评价过低，且缺少考订，今人已考订康海《中山狼》非为李梦阳而作，故《诗选》对李梦阳的评价需推翻重做。本书对李梦阳许多作品虽颇有微词，如窃杜太显，有假大空之病等，但总的来看，认定其功大于过，且对其作品进行辩体，认定乐府和五言古诗窃痕太重，故大多淘汰，七言歌行不愧大家，故收入较多，七律收入最多，肯定其确为大家，但亦指出窃老杜“风急天高”不下20次之病，卓尔堪编《遗民诗》收诗甚多，然仍多遗漏，不如全祖望《续甬上耆旧诗》全备。本书审音辩体，将诗分八品，以元遗民为正始，明初诗人为正宗，大家，解缙至李东阳（不含）之前的诗人为羽翼，李东阳（含）至王世贞（不含）为接武，王世贞（含）以下为正变，余响，明遗民，异人，中涓，宗室，贰臣，仕清者，僧道，女性，神鬼，土司，外国及无名氏为旁流。详明初，南明，次则弘正嘉隆，而永乐至天顺，万历至崇祯初则略之。每一位诗人尽量去短取长，大力推崇刘基，高启二人，以二人为明诗正宗代表。本书选高启诗多达1108首，比《列朝诗集》还多244首，刘基诗648首，比《列朝诗集》多89首，远高于《明诗综》104首。本书认为，诗至明初，粲然大备，越中派（刘基），吴中派（高启），闽中派（林鸿），江西派（刘崧），岭南派（孙蕡），神秀声律，足可为正宗。本书另设小传，含诗人爵里详节，称呼作家全部用其名，每一位重要的诗人都会有选编者对其评语。以人为单位，每一位诗人均分体编次，一般先乐府，然后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绝，七绝，排律附于律诗之后，本书扬明初，南明，抑弘正，嘉隆，贬永乐-天顺及万历后-陈子龙前，认为越变越下，以明初为标，衡量弘正嘉隆及晚明诗歌。尽管对弘正嘉隆诗歌相对明初评价偏低，但依然肯定李何复古功绩，特别是何景明，边贡，本书的评价都比较高，当然也指出何景明五古拟作稍赝，部分歌行太粗太质，一些七律仿杜“风急天高”一篇而失神之病。边贡有长于近体不长古体之病。对于保持自己特色的徐祯卿，高叔嗣，皇甫四杰，则评价较高，而李攀龙的评价则相当的低，只肯定其七律深得王维，李颀神髓，七绝有李白，王昌龄风范，然仍有意象重复之病。对于王世贞，肯定其乐府变诸章，以及后期诗歌创作转变，批评其早期拟古有假大空之病，故本书保留其部分乐府变如《尚书乐》，《将军行》等，但集中有仿《孔雀东南飞》作刺严嵩乐府，嫌过长，仍删除，对其晚年七言歌行得苏黄之法者酌情收入。本书承高棅唐诗品汇四唐说分期将明诗四分，也受到了严羽沧浪诗话唐诗分期的影响，认定那种兴象玲珑，神骨风韵皆备，风声格律皆正，形式清美自然的作品是诗歌佳作，但绝不是反对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只是有一点，不能形成掉书袋的味道，或者满篇僻典，同时本书也排斥性气过重的作品。本书所推举的唐代诗人，除了李杜二家外，王孟，高岑，钱刘，韦柳也是重要的偏爱者，多选能学得以上诸人恬淡诗风者，或者是学其山水，登览，送友，应制之作，但本书一改高棅对晚唐的鄙视，于晚唐诗人最推崇李商隐，次则许浑。于宋金诗人最肯定苏轼，其次是黄庭坚，陆游，范成大，元好问，于元代诗人最肯定元诗四家和赵孟頫，萨都剌。结合所选录作品上看，高启，何景明，刘基，杨基，李东阳，边贡，谢榛，张以寜，陈子龙，徐祯卿，张煌言，邝露，夏完淳，陈邦彦，杜濬，黎遂球，顾炎武，陈恭尹，屈大均，吴嘉纪，施闰章等人雄逸，浑厚，典雅，清远，精致，声俊得作品在本书中占据了相当的比例。
本书以明初为正，王世贞后期以下的晚明诗歌为变。在辩体的问题上延续了高棅的思路，以古体诗为正，近体诗为变，但本书对近体诗的兴趣远比古体诗高，故五律就占据了近三分之一，这和编者在编选《唐诗选评》中6600首诗中有2000首有余的五律诗学观是完全一致的。明初，南明诸人诗往往用格调高，品格远来形容，明末诗多格调扁而不高，除了汤显祖，程嘉燧等少数诗人外，一般都选诗偏少。编者与高棅一样，依然推崇那些气格高华，气势飞动，劲健有力，风骨凛然，雄浑壮大，明朗开阔，格高调雅的作品，但反对剽窃盛唐。比对明初正宗，弘正嘉隆诗人多列为接武，编者常用绍，接迹等词，或者声律不失，足以接续明初这样的字样。而晚明已经偏离了明诗宗唐的基本要求，逐渐向宋代的俚俗性气一派靠拢，故属于变格变调，被认定为下里巴人淫哇之声。
尽管高棅对本书影响极大，但本书更多接受了王士禛的神韻说的理念，并以方东树《昭昧詹言》的理念作为补充。所以接受了王士禛不斥宋诗的态度，并亦以苏黄之格衡量明人古体诗。同时，提升大历诗歌地位，把大历诗视为与盛唐诗同等重要的位置。对几位宋代大家之外的宋诗人亦辩证视之，然对宋诗末流亦斥之。
当然，本书接受了高棅以调寻格的诗学观念，通过形式可感的格律声调去辨析诗歌风格。具体到每个重要诗人都有风格辨析，并指出其擅长哪种体裁，如高启于五七言古律绝皆为大家风范，李梦阳不长于乐府和五言古诗而长于七言歌行和七律，何景明长于古体，律体而绝句稍弱，七言歌行和五律尤工。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同时又以八品，四分期为网状结构，论诗风格遂总括全明。作家作品上看，本书以刘基、高启等人为正宗，宗法杜甫的王逢，袁凯被本书定为大家，与《唐诗品汇》认定杜甫为唯一大家之说一脉相承。而李东阳及前后七子主要成员为接武，王世贞以下为正变，则认定其已不如明初之盛，直到陈子龙以后才有所改观。特别是张煌言被本书予以高度肯定，认定其是人品诗品统一的杰出代表，诗歌清苍有骨，气格高古不亚于少陵。惜其诗歌散佚过多，而南明遗民虽然被列入旁流，但对他们以诗证史，清苍雅正的作品则予以高度肯定。特别是杜濬、李邺嗣、屈大均、陈恭尹、万泰、黄宗羲、周容等诗人所选尤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