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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一两年后，有一次她在法学院的图书馆，想从哈佛校友录中查找自己的信息。在那里，她发现自己名字后面跟着一连串缩写：BA、MBA、JD、W/M。由于不认得最后一个，她查了关键字索引，发现是“妻子和母亲”。
那时候，母亲每天通勤三个钟头去曼哈顿下城一家律师事务所上班，大多数晚上还要回去做晚餐。我当时大约十二岁，坐在外面的台阶上，还无法完全理解她从法学院图书馆冲出来时的愤怒。她开着车回家，一路咆哮：“妻子和母亲！妻子和母亲？”后来，这成了一个家庭笑话。但直到我在波士顿开启了自己的职业生涯，我还不能说自己彻底搞懂了它。在河对岸，剑桥已不再是我父母拥有第一套公寓的那座城市，现在它只有豪华餐厅和不可企及的房价。实行男女同校制二十五年后，我以为母亲的经历已成为遥远的过去。
麻省理工的女人们却让我明白它没有成为过去，至少在科学领域没有。她们发现了性别歧视的新形式，更不易察觉，但依然普遍存在。我为她们的聪明才智，以及她们如何启发了管理这所大学的男性而震动。她们的经历成为我思考自己的人生，以及接下来二十年里我将要书写的女性相关问题与争论的一种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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