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书》专题｜仇鹿鸣：汉世既没，晋家难立http://t.cn/AXolvpqu

贞观二十年闰三月《修晋书诏》虽指摘诸家旧《晋书》各有所短，如云“荣绪烦而寡要，行思劳而少功”，实际操作中仍“以臧荣绪《晋书》为本，捃摭诸家传记而附益之”，最终形成了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共一百三十卷的规模。若作进一步分疏，西晋一朝的史事，由于中朝沦丧、文献散佚，史料不足的窘困，东晋初年的史家已感棘手，如虞预私撰《晋书》，因长于东南，不知中朝事，数访问于王隐，最终干脆借王隐之书一抄了事。然而王隐《晋书》本身评价也不高，《晋书》本传讥其书次第可观者，皆其父王铨所撰；文体混漫义不可解者，则出自王隐的亲笔。近年于溯的研究又补了一刀，认为王铨远离洛阳官场，又兼门第寒微，从未进入世族累世交往通婚形成的网络，私录的晋事及功臣行状，恐怕也层次不高（于溯《中朝往事：文献环境与司马氏创业史的形成》，《中古时期的历史文献与知识传播》，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东晋部分，聂溦萌以传记排列为线索，指出其主体具有家传特征，当本自何法盛《晋中兴书》，东晋初的传记或仍承自王隐《晋书》，晋末如“情非造宋”诸人则取材于刘宋国史（聂溦萌《中古官修史体制的运作与演进》第六章，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至于载记则源于《十六国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