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底，一项农产品由国家统购与配售制度的系统性干预政策出台，国家行政力量全面接管了农产品的流通网络废除了农产品自由市场，这在最初仅仅是一项应对粮食危机的应急性财政手段，但决策层很快发现，在这场危机应对中意外锻造出了一套足以锁死整个私有制经济流动性的制度闭环。这套闭环首先锁住了数亿分散农户的资产选择权。紧接着，又从源头上切断了城市私营资本的生存通道。

1954年，强制收购与配售的范围从粮食扩张到棉花，棉布和油料等几乎所有核心经济作物。这一扩张在宏观经济版图上确立了绝对的渠道垄断，国家不仅控制了全社会最基础的原材料，控制了终端消费品，也切断了城市私营企业与农村市场之间的所有贸易流通。

当一个超级实体垄断了上游的原材料和下游的销售网络时，它就不再需要通过行政命令去关停任何企业，他只需要调整配额就能决定微观主体的生死。到1954年底，国营与合作社商业在全国批发市场中的比重，从1952年的63.7%一路跃升到了89.8%。而曾经活跃的私营商业批发比重则被挤压到仅剩10.2%，大批私人批发商被迫退出市场。

这种底层逻辑在现代商业竞争中同样适用。当流量、数据和渠道被少数群体垄断时，处于系统中的商家实际上已经失去了独立的定价权。他们只能沦为平台规则下的依附者，控制了流通枢纽，就等于控制了整个圈子。底层商业数据的变动，印证了这场渠道垄断的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