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科舍列夫在美国的别墅里上厕所时，潜伏在厕所里的苏联杀手突然蹿了出来，连续捅了要害30刀。
​科舍列夫倒在冰冷的地砖上，血迅速漫开。杀手蹲下来，伸手探了探他的颈动脉——已经没动静了。那杀手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动作麻利地将匕首在科舍列夫的睡袍上擦了两下，插回腰后的鞘里。
别墅外静悄悄的，只有风雪扑打窗户的簌簌声。中情局安排的两个警卫一个在楼下厨房煮咖啡，另一个在门厅打盹——他们都以为今晚和往常一样平静。杀手是从浴室的小换气窗钻进来的，那窗口只有不到四十公分宽，外面连着别墅的通风井。为了钻进来，他提前三个月只吃流食，把肩宽缩到了极限。
此刻他并不急着走。按计划，接应的车要等二十分钟后才到预定地点。他干脆在科舍列夫尸体旁坐下，从口袋里摸出半包烟，点燃一支。烟雾在血腥味里升起来。
这支烟是苏联产的“白海”牌，科舍列夫以前也抽这个。杀手记得档案里的记载：科舍列夫在莫斯科郊外的空军疗养院休养时，总喜欢在晚饭后点一支“白海”，沿着白桦林小路散步。那是1982年的事了。
烟抽到一半，楼下传来脚步声。杀手立刻掐灭烟头，闪身躲到浴室门后。脚步声在楼梯口停了停，接着是下楼的动静——大概是警卫换班。他看了眼表，还有十二分钟。
时间一点点过去。杀手重新蹲到尸体旁，从怀里掏出个小相机，对着科舍列夫的脸拍了两张。这是任务的一部分：需要带回确凿的死亡证明。闪光灯在瓷砖上反了一下光，他皱了皱眉。
拍完照，他从腰间解下一个小皮囊，倒出些粉末在尸体的伤口上。那粉末遇血迅速溶解，能干扰后期的毒理检测——克格勃实验室的新玩意。做完这些，他最后检查了一遍现场：没有留下头发，没有指纹，连鞋印都是故意用浴室拖鞋套在外面鞋子上留下的。
接应时间到了。杀手推开浴室窗户——不是进来那扇，是另一面朝向树林的窗。窗外有个不到半米宽的水泥檐，他侧身挪出去，反手轻轻合上窗扇。
风雪立刻糊了他一脸。下面是个缓坡，积雪已经很厚。他蜷身往下滚，让雪自然抹平痕迹。滚到坡底时，一辆老旧福特车正好从林间小路缓缓驶来，没开车灯。
车门打开，他钻进去。驾驶座上的男人什么也没问，直接踩下油门。车子沿着伐木工留下的土路开了二十分钟，拐上一条县级公路，这才打开车灯。
“顺利？”驾驶座的男人终于开口，是浓重的乌克兰口音。
“嗯。”杀手把沾血的外套脱下来，团成一塞进准备好的塑料袋，“拍了两张照片。”
“照片回去给头儿。”男人从座位底下摸出个铁皮饭盒递给他，“吃点，接下来要开很久。”
饭盒里是黑面包和腌猪肉。杀手啃了两口，突然想起什么，从怀里掏出那半包“白海”，摇下车窗扔了出去。烟盒在风雪里翻了两下就不见了。
车子开了整整一夜，天亮时进入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小镇。他们在镇子边缘的汽车旅馆换了另一辆车，这次是辆送货用的厢型车。杀手爬进车厢，里面已经备好了干净衣物和伪造的证件。他换上一身维修工制服，证件上写的是“加拿大籍暖通工程师”。
三天后，他经蒙特利尔飞往哈瓦那，又从哈瓦那转机回到莫斯科。到克格勃总部汇报时，接待他的是个两鬓斑白的老上校。
上校看完照片，沉默了好一会儿。
“三十刀？”上校问。
“三十刀。”杀手回答。
上校点点头，把照片锁进抽屉：“回去休息吧。你的新身份和奖金下周会安排好。”
杀手敬了个礼，转身离开。走到门口时，上校忽然又叫住他：
“他死前……有没有说什么？”
杀手愣了一下：“没有。来不及。”
“好。”上校挥挥手，“去吧。”
走出总部大楼时，莫斯科正在下雪。杀手站在台阶上点了支烟——这次是普通的“马耳他”牌。他望着街对面那栋熟悉的建筑，想起很多年前，科舍列夫还是空军英雄时，曾在那里接受过授勋。那时候这个人穿着笔挺的军装，胸前挂满勋章，站在阳台上向欢呼的人群挥手。
都是过去的事了。
杀手吐出一口烟，走进纷飞的雪里。他想，自己可能永远不会知道科舍列夫为什么叛逃，就像科舍列夫永远也不会知道，那晚捅他的杀手，其实也曾是他授勋仪式的观众之一。
但这都不重要了。任务就是任务。
雪越下越大，很快掩盖了所有脚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