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钦记录了1554年春季祈祷周（玛丽大婚之前）的场景：王室驻跸圣詹姆斯宫，“女王陛下率仪仗正式游行……纹章官、扈从与四位主教随行。游行队伍环绕女王礼拜堂行进，次日前往圣贾尔斯教堂，在那里举行弥撒……第二天，也就是周二，队伍前往田野圣马丁教堂……第三日抵达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现场布道，随后举行弥撒，民众欢欣宴饮，游行途经皇家公园，最终返回圣詹姆斯宫的宫廷。”²⁰

同年早些时候，玛丽利用公开仪式，巩固平定怀亚特叛乱的胜利，刻意让叛乱者在民众面前蒙受仪式化的屈辱：“所有肯特郡叛民，脖子套着绞索，两人一组绳索捆绑，徒步从伦敦行至威斯敏斯特……这些可怜的囚徒跪在泥泞之中，女王陛下从宫门之上俯瞰全场，最终赦免所有人；民众高呼天佑女王。”²¹

肯特郡的叛民自然不会甘愿忍受这般羞辱，但这场仪式让围观民众亲眼见证了女王至高无上的权威，以及她宽恕政治仇敌的权力。马钦同样记录了1554年11月坊间传闻女王胎动怀孕时的全民庆典，以及次年春天假孕传闻落空时民众的狂热期待（他刻意略去了民众的失望情绪）。

但他详细记述了1557年圣康坦战役，腓力的英西联军击败法军后举国欢庆的盛况：所有教区高唱感恩颂歌，全城鸣钟、点燃篝火，大街小巷饮酒狂欢。这段记录几乎看不到民众对女王与其西班牙丈夫的刻骨憎恶，即便这些庆祝活动本身带有官方鼓动的成分。

普通民众对玛丽宗教政策的真实看法、对女王本人的评判，长期以来极少被史学认真考究。她的反对者大肆喧哗，沉默的大多数民众却鲜有留下文字记录，这让相关研究举步维艰。但马钦的记载足以证明，玛丽的政策确实触动了民间的普遍情绪。对君主制与法治秩序的敬畏，深深根植于英格兰上下所有臣民心中，不分贵贱。

我们无法断定玛丽是否刻意运用了一套今人所说的舆论传播策略，但她的政策取向，不仅源于她本人的政治优先目标（这些目标和繁琐的教义争论毫无关系），也根植于她的亲身经历。她亲眼目睹过兄长爱德华六世在位时期，信徒们对弥撒仪式的深切渴求；彼时她的宅邸，成了所有反对爱德华宗教立法者的精神聚集地。

她深知符号仪式的政治力量：1551年3月她重返伦敦时，刻意佩戴全套天主教信物、手持念珠招摇过市。她也坚持保留“国王触摸”这一古老的神秘仪式，亲手触碰瘰疬（俗称“国王恶疾”）病患，这套仪式意在彰显君主与生俱来、神圣超验的治愈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