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历史的分期 

钱锁桥的分类最有代表性，他把中国历史分成三个阶段，一，古典期，分别指远古时期及秩序崩溃的阶段——五帝（黄帝、帝喾、颛顼、尧、舜）和三代（夏商周）；二，朝代期，从秦始皇到最后一个朝代的满清的晚期；虽多少次改朝换代，但基本上延续同一个皇权专制秩序；三，现代期。从1840年至今。

雷海宗的分期独树一帜，跳出了传统的王朝更替或社会形态框架，以核心文化（华夏文化）的“生命力”和“同化力”的盛衰起伏为主线，构建了一个极具个性和争议性的历史解释模型。他把古代中国分为：

一，秦汉以前为古典期，这是华夏文化的创造与定型期。在这一时期，从西周封建到春秋战国，华夏文化（以儒家、道家为基本的思想资源，礼乐制度为治理的范式）迸发出蓬勃的原始生命力，不断扩张并同化周边民族（他称之为“夷狄”）形成了文化上的“中国”。秦汉大一统，是这个古典文化的顶峰。

二，鞑靼佛教期，因解构性的佛教殖入而产生的魏晋南北朝包括唐朝为鞑靼佛教主导的时期（现在看来，虽然佛教的“涵化”而入，是儒法家、包括与其充满张力而产生的道家道教无法缓解中国人对终极关怀焦虑的结果，但佛教的进入中国总体看来是有效地配合了中国的政治早熟，从而要为中国人逐渐失去先秦优美的“文质彬彬”的性格承担宗教伦理上的责任——笔者注）。

三，新儒学复兴的宋朝及以后的时期（此时鞑靼佛教已经中国化——笔者注）。雷海宗的分期虽然不是主流观念，但其独特的文化视角值得重视。
 雷海宗通过这个独特的划分，想要解释的是：为什么强汉与盛唐之后，中国社会变得越来越内向和文弱？ 他的答案是：第一周期的活力自然衰亡后，依靠胡人血液和佛教思想获得了“第二春”（鞑靼佛教期），但当这个从根本上并没有长久生命力的混合文化被宋代以来的新儒学再次“纯化”和“规训”后，中国文化就进入了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衰亡周期，直至面对近代西方的挑战而无力应对。这个理论极具启发性，但也因其强烈的“文化形态史观”和“文化决定论”色彩而备受争议。不过，联想到吉德玮对他为什么要创立《早期中国》的两个解释——先秦以后的大一统和佛教进入对中国精神面貌的极大改变，雷海宗历史分类的重要性应该是不言而喻的。相比其他分类主流的更强调政治哲学和社会学的意义，雷海宗偏重文化精神的分类其实是弥足宝贵的。应该说他和本人的总体思路并不矛盾。

回到钱锁桥比较主流的历史划分。在某个意义上，古典秩序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意义可比之于古希腊文化对欧洲文艺复兴的意义；在分封的形式意义上，古典期的中国文化与社会，与中世纪欧洲有许多相似之处。此外，在朝代期，以国家皇帝为天地中心的宗教在人们的生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文化一直秉持一种向后看的“原始史观”，而不是向前看的“未来史观”。中国人的“黄金时代”，永远都是黄帝和尧舜禹统治时的圣贤时代。当黄帝，特别是尧舜的文化英雄形象被有效的树立起来后，一切以圣王自居的帝王权柄，自然就洒满“天赋”的合法光环；古典秩序的基本观念仍然是朝代期的重要指引和标准，换言之，除了宗教崇拜从崇拜天转向崇拜国家政府，以及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中国人的基本思想并没有超过古典期的水平。当然，这和刚才提到的中国人一直秉持向后看的“原始史观”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