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礼法思想的局限性，归根结底在于：他以巨大的智识勇气和道德激情，启动了一场“礼法”的现代转型，但他给出的最终方案，是一场以“国”为神、以“用”为尺、以“男”为主体的不彻底的革命。他推倒了传统父权制的旧墙，却用拆下的砖石，依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图纸，建造起一座更为宏大、也更为隐蔽的新殿。女性刚刚从“家”的黑暗囚笼中被唤醒，旋即又被安置在这座新殿的配殿之中，其生命依然被定义、被征用、被奉献。这一深刻的悖论，不仅是梁启超个人的思想局限，更是整个后发现代性国家在回应西方挑战时，其启蒙话语本身所普遍携带的先天病症。对此的持续反思，至今仍是我们未竟的思想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