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在价值目标上，以“国家”置换“人”的工具主义

梁启超在批判旧礼教“吃人”的同时，又亲手铸造了新的礼法链条。这套链条的另一端，连接的不再是“天理”，而是“国家”。他用以置换“三从四德”的，并非女性作为独立个体的权利与自由，而是“国民母”、“生利者”等一系列以国家功用为核心的新身份。个体的价值，无论男女，都被高度功能化、工具化。男性被规训为强韧高效的“建国工具”，女性则被规训为保障此工具持续运转的“辅助工具”。这种以宏大集体叙事（国家、种族、圣教）为最高目的的工具主义，使得“人”的解放本身从未成为目的，而始终只是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