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应“儒者无用”的焦虑
开篇即指出，当时的读书人难以“通古今，达中外能为世益”，致使儒学背负“无用”之名。因此，他的读书法首要目标就是“有用”。这是对空疏学风的断然拒绝，也是为儒学在现代世界里重新争夺合法性地盘。

“先中后西”的策略性学习路径
面对“西书”如潮水般涌来，他提出了一个极其理性的方案：先用数年之力，透彻掌握中国经史大义（注疏、全史、九通等），作为“根柢”。然后，再以其余日，全力攻读西学。这个“根柢”正是他“保教”思想的体现：即必须先确立民族文化主体性，才不会在学西学时被同化或迷失。

对“全盘西化”与“顽固守旧”的双重批判
他既批评那种因古书浩繁就“拨弃之”的虚无主义，也批评让所有人都皓首穷经的泥古不化。他所提供的是一条精英主义的高效路径：为那些立志救国的“二三子”精选核心经典，打下文化根基，使其在吸收西方科学、律法、工商知识时，仍是中国文化命脉的承载者，而非漂浮无根的技术工具。